节目中，这句话注明依据夏衍的回忆。因为视频时间限制，无法做脚注。有人问起，所以我把相关材料在这里多展开一些。

先说夏衍与周恩来的关系。
1937年，《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办，夏衍出任总编辑，此后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做文化和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他回到上海，龚之方、唐大郎等小报界朋友设宴迎接他。这两位正是张爱玲的出版人：1946年，《传奇》增订本由他们经办的山河图书公司出版；夏衍自述，经由唐大郎介绍，他认识了张爱玲及她的作品。
据吴祖光回忆，夏衍在抗战结束后，在上海开地下党会议，就在龚之方的办公室。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第七章“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详细记下了1949年赴上海前接受工作安排的经过。5月初，他从香港经塘沽抵达北平。11日晚，周恩来约他与潘汉年、许涤新见面，交代接管上海的分工。随后中南海的会议上，周恩来又与他长谈，商议筹备文代会、保留民营报纸，以及接管上海后的文化工作。
书中记录了周恩来的要求：扩大团结范围，对于过去不问政治的人，甚至反对过他们的人，也要争取。凡是愿意留下、爱国、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人，都要团结。
这段记述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夏衍在中注明，1978年文化部退还他的文物和笔记本时，他找到了当年的札记本，因而确认，他所记周恩来的指示“是确切无误的”。
1949年，夏一回上海，就与唐大郎通话。
唐说，你回来了，我们就没饭吃了。
夏说，我回来了，你们就有饭吃了。
不久，《亦报》创刊。
1949年以后，张爱玲的《十八春》和《小艾》便在《亦报》上连载。

1988年，《人民文学》刊出夏衍与他的前秘书李子云的对谈《文艺漫谈》。李子云提到夏衍向自己推荐张爱玲小说，夏说，希望张爱玲留在大陆，一是爱才，二是遵循周恩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方针。
再过五年，夏衍在署于1993年、为《大江东去——沈祖安人物论集》写的序文中，进一步回忆了周恩来在与他谈话时谈到的两个人名：刘海粟和张爱玲。他还说，周恩来在重庆时已经辗转读过《传奇》。
此文收入《夏洐全集》。
夏衍在此文中提到，他又托柯灵找到一本《传奇》，转送周恩来。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记录，他去书库找《传奇》《流言》、寄往北京的经过，按他的记述，时间在夏衍1955年调任文化部之后。

此后夏衍留下张爱玲的过程，几位当事人也留下了记述。柯灵说，张爱玲参加文代会，是夏衍的指定。夏兼任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时，想请张爱玲当编剧，因为有人反对，需要稍等。其佩在1988年的《也说张爱玲》中回忆了一次饭局，夏衍与张爱玲同在，饭局的起缘是夏衍托龚、唐劝张爱玲不要去香港。罗孚在《怅望卅秋一洒泪》中写到，1953年他带着唐大郎的一封信赴港，信是奉夏衍之意写的，希望张爱玲不要去美国，能回上海最好，不能回来，留在香港也好。

一句话背后，是几个人各自留下的记述。我把相关出处列在这里，供有兴趣的朋友继续查考。

三、致谢

这期节目的基础是《十八春》《小艾》的发掘，张爱玲以梁京为笔名、桑弧用化名发表的文章，桑弧与沈从文的交集，几乎完全依赖陈子善等大陆学者多年的搜寻和整理。

大陆学界很多高质量研究，如余斌的《张爱玲传》；张济顺的《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杨奎松对这一时期政治史的研究，我虽然没有直接在节目中使用，但阅读使之化为这期节目的背景。

港台学者同样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季季整理张子静口述的《我的姐姐张爱玲》，宋以朗对张爱玲与宋家通信的发掘，都为历史留下了宝贵材料。王德威先生的论述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海外学者中，毕克伟在《胜利的困境》中写到的文华公司历史，以及他对桑弧的采访是这期节目的重要参考。王晓珏对《秧歌》及其与《辽远的乡村》等电影关系的研究，为我的推断提供了学术印证。

张爱玲的这段历史，是由海内外学界长期共同发掘、逐渐丰富。我循着这些线索，阅读、查证，才有了这期节目，在这里一并感谢。我的个人阅读体会如有错漏之处，也欢迎指正。

节目原稿中涉及到桑弧的创作，唐大郎与石挥的内容，因时间与主题关系做了删节，他们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人物，值得有兴趣者另作论述。

但是，为什么1949年她没有走？为什么她会说：“我用了三年才下定了决心”？

一

1949年4月，上海正在公映电影《哀乐中年》。导演是桑弧，张爱玲参与了写作，但没有署名。

【电影《哀乐中年》】

“我不是怕死，我怕的是等死。”【石挥角色台词】

同一个月，渡江战役开始。电影院黑了，电影停了。上海此时只剩两个星期的供米储备。因为害怕停水，有浴缸的人都存满了水。路上的穷人在撕扯车上的棉花。刚过去的那个冬天，很多人冻死了。

桑弧属于文华公司，他的公司老板吴性栽去了香港。张爱玲可以走，但她没走。

1942年，她在港大的学业被战争中断，她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故乡。上海此时已经沦陷，她卖文为生。二战结束，她可以回香港继续学业—-战后，她失恋、失业，因为和胡兰成的感情，被小报称为“文化汉奸”，没有地方发表作品。台湾作家王鼎钧说，左右两派都不喜欢她，认为她是封建家族的余绪。但是张爱玲没有走。

1946年，买菜回来的时候，她写了《中国的日夜》，说满城打着补丁的蓝布，那个蓝是中国的国色。她写：“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

她又说，文人是园子里的树，离开了就要连根拔起。

也是在这一年，她认识了桑弧，为桑弧编剧《不了情》和《太太万岁》，写小市民的感情。《太太万岁》的风头甚至盖过了当时的美国片《出水芙蓉》。

【电影《太太万岁》】

“思珍呐，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待我好。”

“什么话呀。”

“那你爸爸看不起我们穷人，我们何必再高攀呢。”

到了1949年，上海仍有她的笔，她的朋友，还有她的爱情。

5月下旬，解放军进城。张爱玲当时住在重华新村，临着南京路，从她的窗口能够看到军人进城。夏衍当时就站在吉普车上，穿着黄色的土布军装，带着枪，脚下却穿着皮鞋和黑色的丝袜。他回来掌管上海的文艺。

1961年，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夏志清曾经说，49年的时候，沈从文受了批判，精神失常，朱光潜做了公开检讨，而张爱玲好像没遇到什么大麻烦。

他的猜测是：“共产党根本瞧不起她。”

从现在来看，实情并不是这样。1949年，是周恩来点名要留下张爱玲。日后主管上海文艺的夏衍回忆，周恩来是张爱玲的读者，早在1946年离开重庆之前，他就已经辗转看过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

六年之后在纽约，胡适说到这一刻，带着愤懑，对张爱玲说：“纯粹是军事征服。”张爱玲没有吭声。事后她在文字中解释，说从1930年代她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本能地反感，而且她始终在潮流之外。但是她知道，左派在中国的影响，绝不会像在西方一样只限于1930年代。

在日后被称为“反共文学”的《赤地之恋》中，她写到过当时的新闻纪录片当中的一幕，是一个女劳模幸福的脸。张爱玲借主人公之眼写：在她的一生中，以前有谁这样重视过她吗？即使这重视只是一种空洞的姿态，拍着肩膀鼓励的背后，还有挥鞭的手，但以前又有谁费过这样的心呢？

女性是人类的一半。

张爱玲也是“她们”的一员。她出生在1920年，满清的遗老家庭，李鸿章、张佩纶的后人。她的父亲吸鸦片，不肯送她进学校；继母殴打她，她被关在家中，差点病死。

一个家就是一个微型的宫廷。

**张爱玲（1969年录音）：“因为事物会衰落……旧东西还在那里，仍然一样好，可是像旧衣服一样，已经不合身了。”

从父亲家逃出来之后，张爱玲投奔已经离了婚的母亲。那是一位裹着小脚又穿上了高跟鞋的女性，她要把女儿训练成西式的淑女。对张爱玲来说，那是另一场磨难。

她写，世纪交替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就像磨坊里的谷子，被东西双方拉扯、碾磨。所以在1965年的英文自述中，她说，很多人为什么会相信共产主义，是因为在那样的朽坏、真空当中，人想要相信一点什么。

【1949年周恩来录音】

“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我们现在的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在北平。从现在起，我们就把北平改名为北京。”

新政权主张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婚姻自主。南中国的女学生和女工在上海扭起了陕北的秧歌。

这一年，张爱玲的父亲跟后母坐吃山空，只剩下一间14平米的小房子。没有鸦片可抽，她的弟弟也无处可赌。而张爱玲有一支笔，上海还有五六百万人。画店把蒋介石的像换成毛泽东，继续过日子。张爱玲说过，大众是最好的雇主。

【电影《哀乐中年》继续】

“我不是怕死，我怕的是等死……也就不给您看了。”

《哀乐中年》这个电影只停映了两周，之后恢复，连续演了两年。

夏衍说：我们进上海之后，没有禁一部小说，没有禁一部电影。有人提出要停映美国片《出水芙蓉》，陈毅不同意，他用手一挥说：“让道学家们吼去吧。”

解放军进城之前，上海的很多小报都主动停了。交代要留下张爱玲的谈话中，周恩来还说了一句：民营的报纸在上海要继续办。7月份，《亦报》创刊。此后张爱玲在大陆的所有作品，都在这张报纸上连载。

二

但是，1949年一整年，张爱玲都没有动笔。此前她最后一次发表文章是两年前，《太太万岁》上映的时候。与周恩来熟识的作家赵清阁约她在《大公报》上写文章，张爱玲写了，很快受到另外一家左翼报纸的攻击，说她是“敌伪期间的行尸走肉”。

魏绍昌说，之后张爱玲“噤若寒蝉”。

1969年，张爱玲在美国拉德克利夫研究所用英语演讲，谈中国文学翻译。她说，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承受着道德的压力。

张爱玲（1969年录音）：“马克思可以，弗洛伊德不行。要积极价值，不要含混或犬儒。”

1949年中共在上海建政之后，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审查制度。夏衍说，“解放了，题材也解放了。可是现在不审查，连老板对剧本都不放心起来。”

张爱玲说过，无产阶级的故事她不会写。她只会写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些够她写一辈子的。但是1949年，这些还能不能写？

这个问题上了报纸，争论了几个月：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

夏衍的回答是“当然可以”，他依据的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同盟者。”

但是很快，北京传来了消息，《文艺报》点名批评夏衍“右倾”。主持《文艺报》的人是丁玲——张爱玲小时候喜欢的五四女作家，从上海出走之后，一路走到了延安，在文艺座谈会上坐到了毛泽东的边上。

被点名之后，陈毅保护了夏衍，说上海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常委会开会集体讨论的。

周恩来同意了陈毅。

三

很快，1950年3月，张爱玲的作品《十八春》开始在《亦报》连载，写的正是小资产阶级的爱情。男女主角都是职员，感情温厚纯真。两个人下雪的时候烤着火，听着楼下叫卖豆腐干的声音渐渐远去，想着怎么攒点钱结婚。

张爱玲写小说的时候用了化名，叫“梁京”。这个名字是桑弧取的。

桑弧用了化名，在连载的前一天在报纸上推荐《十八春》，说：“作者在思想感情上，显出比从前的沉着而安稳，这是可喜的进步。”

《十八春》算是通俗言情题材，也是张爱玲在上海市民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作品。有女读者哭着找上她的门去，说她写的正是自己。

夏衍也是这本小说的读者。他的秘书很奇怪，说没有一个革命作家敢夸赞张爱玲，“她离政治实在太远了”。夏衍回答：一是爱才，二是周恩来的指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此时上海只有两家特许的改良小报。特许可以带来垄断。张爱玲日后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桑弧曾经以苏联小说为例子，举出天文数字的市场潜力，劝她留在大陆。

张爱玲（1969年录音）：“1950年代初，有人说要找一位优秀译者来译巴尔扎克全集。看起来，中国会像苏联一样，成为西方经典的避风港。在那里，因为可读的东西极少，这些书还被人读、被人喜欢，真正活着。”

翻译巴尔扎克的是傅雷。巴尔扎克是马克思称赞的作家。

特许也许能带来垄断，但是恐怕要交出自由。

《十八春》连载的同一个月，桑弧开始拍摄电影《太平春》。那是一个动员群众购买政府公债的片子，主角就是演出《太太万岁》里的石挥。

【电影《太平春》】

【石挥饰演的角色】“不管你们怎么说吧，我总觉得呀，一个人做事情，总应该……应该有点道德呀。”

“师傅，道德两个字不是那样讲的。前两天政治委员到我们工会来讲话，他就说，对一个坏蛋守信用、讲义气，这是一种……是一种……一种封建的道德观念。”

“对了，一种封建的道德观念。”

“师傅，现在的道德又是一样了。”

桑弧是知名的谦谦君子，他的个性也有谨小慎微的一面。日后在干校的时候，过那种农村的独木桥，他都要同事搀着手才敢过。《太平春》在6月面世的时候，桑弧先为自己的阶级身份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他写：“我自己是一个背负着很多包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去浸润在自由主义的自我陶醉的心情中。”这是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情。

很快，张爱玲以化名写了一篇影评。她说自己看《太平春》的时候，淹没在2000人的泪与笑的洪流里，“从来没有这样感觉到和群众的心情合拍，真是痛快极了”。

张爱玲这句话像是趋时之语，但未必违心。她一直热爱民间文艺，年画、社戏、昆曲，向弟弟推荐过《白毛女》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自称那个时期“对中国越来越着迷”。

在看同一部电影的时候，她也感到了恐惧。

【电影《太平春》】

“师父有意叫我跟凤英妹早日成亲，本想请大人前来主婚，恐怕路上不太平，所以请大人不必前来。”

（砸门声）

“谁呀？谁呀？”

（砸门声）

“谁呀？”

“区公所抽壮丁的！”

“啊？抽壮丁？”

“开门开门开门！”

她写：“有吏夜捉人”，砰砰敲门，铺板震动。在拥挤炎热的戏院里，她从身上一直冷到头皮。

她写完这篇文章第二天，《太平春》就受到《文汇报》主编的点名批判，说桑弧的小资产阶级温情需要改造。第三天，夏衍出面保护了桑弧，说批评不正确，桑弧的片子是一个“飞跃的进步”。

直到晚年，桑弧都记得夏衍怎么定义这个进步，说：以前文华很低调，现在开始服务了。桑弧说，从此之后，他坚定了要走革命文艺的路。

文华公司曾经预告，桑弧的下一个片子将是沈从文的《边城》。这个片子他已经准备了三年，但是之后再无消息。文华推出的下一个新片叫《思想问题》，说的是像沈从文一样，正在华北革命大学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

【电影《思想问题》】

“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主任，我……我有罪，我还能不能赎罪？”

“当然可以。同学们，你们都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把青年推到火坑里，让纯洁的青年背上一笔账。我们要把这一笔账，记到国民党反动派身上去。”

三

1950年7月，上海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桑弧和张爱玲都在座。这是《太平春》受到批判一个月之后。

这次大会有500多位代表，桑弧是剧影组的候补理事，张爱玲用的化名梁京。请她参会的人是夏衍。夏衍主持了大会，报告题目是《更紧密的团结，更勇敢的创造》。

会场上悬挂着鲁迅、毛泽东的巨幅照片。

日后张爱玲在小说中写到这个时期的男女之情，有一个模式，说“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有绝对的安全感，除此之外，在这种世界上也根本没有别的安全。所以男人有了一个简单的、近乎可笑的念头，就是要上进，在工作中表现，才能有资格结婚。”

桑弧自述，那个时期，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希望能够为工农兵服务。

张爱玲（1969年录音）“毛一贯反对文学中的西方影响，提倡民族形式。”

当天主席台上坐着梅兰芳、周信芳，他们都穿着人民装。周恩来说过，“要尊重旧艺人，才能改造他们”。

柯灵记得张爱玲当天坐在后排，穿着旗袍，外面罩着网眼的白绒线衫。后来很多人把这一幕当成是张爱玲要离开的证据。

【文代会照片】但当天的会场中，穿旗袍的女性绝不止她一位。

而新政府配给的土布，张爱玲也并不排斥。她拿来自己做设计，做了一件喇叭袖的唐装，穿着去登记户口。以前她那些惊世骇俗的衣服，不少就是广东土布，自认是在保存民间艺术。

户口登记处的干部问她说：“认识字吗？”张爱玲说她“惊喜交集”，并不是因为要趋时避祸，冒充工农，而是她不喜欢某些知识分子望之俨然的样子。

不过，既然说到“趋时避祸”，也说明她很清楚，当时一个人的穿着，可以被当成是政治态度。

1940年代在上海跟她齐名的另外一位女作家苏青，这个时候已经换上了“半新不旧的列宁装”，腰间扎着一根粗皮带，叼着一根很长很长的翠绿烟斗。她加入妇女联合会，学习俄语。她没有能够被邀请进入这次文代会。在上海无处发表作品，香港一家报纸邀请她写，她写了32篇寄了过去，当中有一篇是说“市妇女运动会应该建厕所”。这些文章没有收到稿费，她反而被上海的公安局约谈警告，认为她涉嫌讽刺新社会。

傅雷也在这次文代会的名单上。跟张爱玲一样，也是极少的没有进入单位的人，靠笔吃饭。开会之前一个多月，他曾经给朋友黄宾虹写信，信中说：“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懔懔危悚，不知何以自处。”

张爱玲在日后的录音中，也说到了这种寒意。

张爱玲（1969年录音）：“大陆自1949年以来，作家在比斯大林时期俄国更加严格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僵住了。”

就在这次文代会上，曾经支持过张爱玲的作家赵清阁，作为“白专典型”上台检讨。赵清阁跟周恩来熟识，1949年曾经应他的邀请，写信劝回了在美国的老舍。

检讨她曾经坚决不做。开会前一天晚上，领导派了几个朋友到她家里面，说“不做就不走”。第二天赵清阁上了台，眼泪不停。台下的人认为她的检讨很深刻。

后来张爱玲在《赤地之恋》当中写过一个相似的场景。在批斗会上，有人质问那个哭的女人：“你是不是不服？”她微笑着说，是因为大家对我这么关切，这么热心地帮助我进步，不由得感动得哭了。

众人都走了之后，赵清阁在后面出会场的门，看到了张爱玲在门口等她。张爱玲什么都没有说，伸出手来跟她握了一握。

此后三天，张爱玲缺席了大会。报纸上说是因为冷气太足，她感冒了。就在她缺席的三天里面，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在这年冬天，上海的作家要下乡深入生活，参加华东土改。

四

1950年冬天张爱玲有没有去下乡参加土改，目前没有直接证据。她只是在《秧歌》的跋里，记下了那个时候她听到的事情。

她听说参加华东土改工作的知识分子，大都随身带钱，在城镇上购买私房的食物，否则就要跟着农民饿肚子。她认识的一个女孩在南昌附近的乡下工作，和农民一起喝米汤，米汤里夹杂着一寸来长的、一段一段的青草。

她还写到，在上海看了一部电影，她记下的片名是《遥远的乡村》。从时间和情节看，应该是《辽远的乡村》，这是1949年之后中国第一部反映土改的电影。银幕上是土改之后的丰收，干部领着农民在修水坝，潜伏的特务放火烧粮仓。

看到烧仓这个情节的时候，张爱玲想，如果不是完全虚构，那一定是农民的报复行为被扭曲了。后来她把这些想法写进了《秧歌》：编剧冬天下乡，挨饿不敢说，又必须写，于是编造了一个故事——干部组织群众修水坝，饥饿的农民抢粮，干部开了枪，事后把它改编成特务的报复。

张爱玲说这部电影“滑稽”。她没有提导演的名字。这部电影的导演叫吴永刚，在1930年代的时候拍了阮玲玉主演的《神女》，那是中国默片的巅峰。张爱玲写到同行的时候说：“人有适应环境的本能，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但毕竟是可悲的。”她说的人也包括她自己。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张爱玲的《十八春》刚刚连载完。结尾是男女主人公一起去了东北，穿上人民装，把小资产阶级的爱恨情仇，转成了国家建设的动力。张爱玲让笔下人物说：“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张爱玲对政治的看法，是从个人感受出发的。离开大陆之后，她的小说当中并不否认土改本身的意义，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撼动了农民磐石一样的心”。正因为有真诚，残酷才显得格外沉重。

离开之后她写了《秧歌》，说这些片段在她心里装了好几年，写出来是为了跟人分担这种沉重的心情。在小说的结尾，死了很多人，秧歌队缺人，老头老太太们被动员给军属拜年。“在寒灰的晨光里，他们涂了胭脂的脸红得刺眼，老年人的手腕甩得咔咔作响。庞大的天空下，锣鼓声像是蒙着一层布，声音发不出来。”

那个声音在辽远的乡村。张爱玲写，“上海人还在时代的夹缝中偷生，像土地改革那样巨大的变动还没有临到他们身上，迟早是要轮到他们的。”

五

张爱玲的《小团圆》是自传体的小说，九莉是她本人的影子，燕山公认有桑弧的原型。在小说中，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在地下。九莉认为自己因为曾经跟汉奸交往，有名声的牵累。

燕山问她：“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她认为这是七八岁的孩子看电影的时候才会问的问题，笑着说：“我自己当然认为我自己是好人。”对方的眼中“陡然有希望的光”，让她在心里不禁皱眉。

希望，就包含着改造另一个人的愿望。

到1950年的秋天，整个上海仿佛都在问这句话：你是好人是坏人？是人民还是敌人？

1950年10月，镇压反革命与抗美援朝相继展开。

【毛泽东录音】

“中国人民呐，现在是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惹翻了啊，是不好办的。”

此后美国电影在上海消失。夏衍说这不是政府的要求，而是民营电影工业人的自律。

《小团圆》里，燕山听九莉说自己不再看美国电影，眼中立刻闪出“肃然起敬”的光，他认为这是忠贞。虽然女孩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省钱，但是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她也没有说实话。

对张爱玲这一代人，爱国是最早的文学启蒙。

**张爱玲（1969年录音）：“重点是建设国家。最早译成白话的短篇小说总在我们的课本里反复出现，每个人都学过大约五遍：都德的《最后一课》。”

当时上海的居民生活手册中，树上的标语是“抗美援朝”，墙上的标语是“镇压反革命”。上海成立工人纠察队，组织了2万多民兵，配发手电、绳索，抓人之后扭送公安。1951年4月，抓捕了8000多人。

刘少奇说：“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

1950年10月，夏衍牵头成立了中外旧片审查委员会，又亲自编剧写了《人民的巨掌》。《人民的巨掌》是上海“十大镇压反革命”宣传片之一。曾经演过《太太万岁》的蒋天流，在这个片子里演了潜伏的女特务，被身边的人检举。

1951年春天，上海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贪污案，被告人李钦后是苏青的前夫。他被枪决之后，苏青带着儿女，掀开一个一个棺材板去认尸。

后来张爱玲在《赤地之恋》中写过一个到处替丈夫喊冤的女人。她极力保证丈夫没有贪污，撒泼打滚，那些干部谁也制服不了她，谁都见了她头疼。有一天她碰了钉子回来，勤务兵上去跟她说，公安局来过了，人已经枪毙。她大哭一场，突然安静下来，写了坦白书，说：

“因为我知道人民政府是绝不会错杀一个人的，他被处死就是他犯罪的铁证。”

政治进入了夫妻之间的日常。1951年，蒋天流又演了《我们夫妇之间》，一对革命夫妇的感情在城市得到了新生。

【电影《我们夫妇之间》】

“你是狭窄、保守、固执、性急！”

“我看你呀，对城市是盲目崇拜，什么都好。你看问题没有立场！”

张爱玲写道，“对很多人来说，共产党的统治更容易接受，因为它回到了旧秩序，只是用更大的血缘共同体——国家，取代了家庭，而且吸纳了民族主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宗教。”

【电影《我们夫妇之间》】

“我们夫妻之间算得上是幸福，因为我们生活在光辉的毛泽东时代……”

不久，这个电影的故事受到了丁玲的批评，说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此时丁玲由胡乔木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

六

1951年2月之后，张爱玲沉默了8个多月，对外的说法是在酝酿下一部小说。这8个月里，上海的文艺界发生了桑弧所说的“大地震”。

上海昆仑公司拍了电影《武训传》，讲的是武训乞讨办学，让穷孩子念书。这个电影在公映之前，周恩来、刘少奇在中南海看过，没有发现有问题。江青把电影拿给了毛泽东，这是她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始。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是毛泽东本人执笔，批判武训，说他否定了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泽东怒气指向的是所有称赞这个电影的人。他说：“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夏衍想要争辩，周扬打断了他，说周恩来已经做了检讨，你再想一想，还有一些问题，中央领导是有意见的。夏衍说，问题清楚了，就出在这两年上海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第一，团结还是改造；第二，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

8月，夏衍的检讨登在了《人民日报》上，说“两年来都没有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文化艺术方针，没有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上海革命文艺工作者进行自我改造。”

张爱玲（1969年录音）：“西方取向的左派文学，在争取学生和知识分子站到延安一边的工作上做得很好；这一点达成以后，重心便转向农民大众及其趣味，也就是毛自己的趣味。”

桑弧说，《武训传》的批判给上海电影界带来极大震动。他和白杨两个人负责学习班的政治和文化学习，很积极。他希望能够入党。

这个时期，张爱玲在写小说《小艾》，她写到旧社会的女佣在解放后得到新生。这是她自己说的，她唯一知道的无产阶级故事。小说中男人积极学习，回到家常给妻子讲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史，女人坐在旁边静静地听。张爱玲写，“她仿佛有一种观念，觉得理论是男子的一种装饰品。”

日后她写到父亲、胡兰成和赖雅的政治理念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态度。

张爱玲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她将一次一次用身体感受政治。

当年9月，周恩来在北大对教育界讲话，说自己受过破产的封建官僚家庭的思想影响，参加五四运动30多年来，不断进步，不断改造。

然后他对知识分子说：“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周恩来的讲话只针对教育界。到了10月，毛泽东把它推向全国的知识分子改造，认为这是“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

桑弧说，此后上海电影人“只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他拍了在文华公司的最后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崇拜美国的女孩目睹了美军的暴行，哥哥被害之后去了战场。这是一条新路，也是一条生路。它的剧本出自夏衍领导的上海电影文学研究所。张爱玲不在那个所内。

日后张爱玲也写了抗美援朝游行。她写到50万人大游行的时候，主人公在看街边的羊。羊在低头找吃的，孩子去摸羊下巴上的胡子，妻子在给丈夫送雨衣。丈夫一边对众人说没有感情，一边又很得意。一游行就下这样的雨，但没有人敢说，因为学习小组的人说，这是变天思想。

她记录下来的仍然是人，只不过像淋雨一样被政治浸透了。这一路笔墨，在当时已经不可能有位置。

在自传体小说当中，她两次写到过童年听到的一个故事。商朝覆亡之后，伯夷跟叔齐两个人饿死在首阳山，因为他们不肯吃周朝的粮食，因为他们看不起周武王以暴易暴。

小女孩听到这个故事，痛哭不已。她还太小，只觉得在那一片苍茫野草里，采薇而食的画面太荒凉，而山下的人照旧在过日子。

她写，“长大之后才明白：逆天而行要有骨气，凡是不肯随波逐流的人，都要耐得住那份寂寞。”

1951年，桑弧结了婚。

七

张爱玲给朋友的信里写到感情，说：“掬水月在手。”

《小团圆》中也有这一句，是一种镜花水月终成空的预感。但九莉又说，她从来没有懊悔过，那个时候幸亏有他。

她能够看到燕山的阴郁，缺乏安全感。电影人需要与机构的合作才能够生存，她说燕山也是一个彻底的“机构人”。

“机构人”这个说法应该来自英语的直译 organization man，1956年美国作家威廉·怀特的书名，写到群体制度化之后，个人不再相信自己，“把群体的压力当成解脱，把权威当成自由。”

《小团圆》里，他们渐渐疏离了。小说里最后一次对话是，女人笑着问：“预备什么时候结婚？”男人笑着答：“已经结了婚了。”立刻像是有一条河在他们中间汤汤地流着。男人的脸色也变了，他也听见了那河水声。

小说未必是现实，一个作家写的是她的感受。那永恒的分隔。

八

1951年11月，张爱玲的小说《小艾》开始在《亦报》连载。这是她在大陆的最后作品。

12月起，《亦报》头版不断地刊登上海的三反消息：谁被审查，谁被逮捕，谁自杀。《小艾》登在这张报纸第三版副刊上。张爱玲写的是解放之前的上海：屋顶的竹竿上晾着的蓝布褂子，船舱一样黑的阁楼，插在玻璃杯里的栀子花，不识字的女人把爱人送的一枚铅字盖在给他的信上。

离开之后，她才写到了1951年的上海。

【苏联纪录片：这个巨大都市的人民，每天都在紧张地劳动着。】

（她写）白天，跑马厅已经成了秃秃的泥地，无数播音器大声地放着苏联的乐曲。土产展览会的墙上是一模一样的儿童的粉红色的围嘴，整整齐齐地一直挂到了天花板，旁边衬托着巨大的五彩丝绣的毛泽东像。一个老太太在研究他脸上的痣。

【毛泽东录音】

“蒋介石反动派，我们打倒了他，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在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政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请好了一个帮手。”

到了夜里，她写，原来热闹的商业区完全一片死寂。在淡淡的月光里，只见那高楼上一只只黑洞洞的窗户，一重重的铁栅栏，封闭着里面广大的黑暗。

有时张爱玲也写到夜里的声音：听到抓捕的人皮鞋踢踏的声音，楼梯上挤着很多的人脸，木然地往下看着。

1952年1月，《小艾》在一个光明的尾巴里匆匆结尾。小艾对未来的孩子说，“将来他长大的时候，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要是听到他母亲过去悲惨的遭遇，简直是不大能够想象了吧。”

连载结束同一个月，张爱玲向香港大学提出了复学申请。

1969年，她说到了当文学跟生活彻底断开之后，对人的心灵会有怎样的影响。

**张爱玲（1969年录音）：“没有现代中国文学作为联系，不知怎的，任何事物似乎都不再与其他事物有什么关系，尤其与生活没有关系。”

九

张爱玲等港大的回复，等了一个春节。这个春节，上海所有店面的排门上贴的不是春联，而是标语和大字报。店员们抬着检举资本家的巨型的信，敲着锣鼓去拜年。

2月，张爱玲还在等。上海工会组织了打虎队进厂，关起了资本家。根据学者温奈良的记载，这批资本家当中，34人死去。

3月，香港大学批准了张爱玲复学。张爱玲没有单位，她直接去了派出所办手续。警察一听说她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

张爱玲隐瞒了自己作家的身份。

日后她写，“中国人在天灾人祸频发的历史里，唯一的支柱是老子。老子教导：竭力回避当朝耳目，心怀惊惧，贴墙疾行。”

她的手续办下来了，但不知道能不能走得成。为了将来要写的小说，她要去一趟杭州，请旅行社代办了路条。吃面的时候只吃了浇头，把面剩下了。她说：“桌上有人看了我一眼，我头皮一凛。心想幸而是一个临时性的团体，如果走不成的话，不担心清算的时候有人翻旧账。”

当时是三反期间。三反之一就是反浪费，全国各地都是检举箱。

张爱玲走之前，《亦报》负责人唐大郎和龚之方张罗过一顿饭，夏衍也在。夏衍想托他们劝劝张爱玲留在上海，不要去香港。那是3年前周恩来给他的交代。

桌上吃饭的还有位报人，笔名叫其佩。他回忆，当天的气氛相当的尴尬，没有谁说什么话。也许没人知道该怎么留住张爱玲。

夏衍想请张爱玲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当编剧，有人反对。1952年，全国的故事片已经骤然减到了两部。多年来向张爱玲约稿的唐大郎刚刚从革命大学改造回来，他正在报纸上批判自己。《亦报》将在这一年彻底停刊。张爱玲也不说话。

《小团圆》到了结尾，九莉走在风中，红纱巾挡着她的嘴。她想起燕山小的时候，父亲在风里用围巾挡住他的嘴说：“嘴闭紧了，嘴闭紧了。”

5月，上海文艺界正在整风，1300人参加。据整风主持人夏衍回忆，一位作家、一位演员精神失常。张爱玲说，这个时期就像下了戒严令，朋友们之间都断无音讯。但她还是约了赵清阁，在咖啡馆见了一面，告诉她自己要走的消息。赵清阁在那个阶段闭门酗酒，她后来说：“那个时候，我以为自己会疯。”

7月，张爱玲走了，带着两个箱子。所有的书她都送人或者贱卖，下半生她也很少买书。她说，大陆就是因为有一位作家舍不得他的书，所以留了下去。

箱子里她装了一本家庭的相册。夏志清多年之后见到的时候，这本相册已经翻得快散了。

十

1952年，张爱玲从罗湖桥去香港。前一年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张爱玲把出境证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审查，自己站在太阳地里等，等了一个多小时。解放军这边站岗的士兵，是一个腮帮鼓囊囊的北方男孩，穿着又大又皱的制服。他有点愤怒，说：“让你们在外面这么等着！这么热，去那边站着。”他用下巴指了指阴凉的地方。

张爱玲写到这个小兵，说：“但是仍然有那么一个刹那，种族的温暖像潮水一样冲洗上来，最后一次从我的身上冲过。”

十一

1952年8月，张爱玲的父亲病重，她弟弟张子静去找她。

【张爱玲表弟孙世仁采访】

“姑姑说，人走了，门一关，很冷冷的。他一听走了，他就受不了了，很伤心，觉得姐姐为什么这么绝情。后来才知道，张爱玲在跟她姑姑道别的时候，就说明了：我们以后再也不通信。连姑姑都不通信了，就是我们这次是永别了，等于。”

张子静走下楼，忍不住哭了。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穿着人民装。他姐姐说过，这么刻板的衣服，她是绝不会穿的。

张爱玲跟桑弧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叫《不了情》，结尾是女人不辞而别，男人来到空屋子里，仿佛听见有一只船在天涯叫着，凄清的一两声。

夏衍听说张爱玲走了，“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柯灵语）。

整风一结束，夏衍马上交给桑弧拍一个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周恩来审看样片的时候问，能不能加入一段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于是有了这段《思兄》。

【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楼台一别成千古，尘世无缘同到老。”

1954年5月，周恩来带着这部《梁山伯与祝英台》到了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招待各国代表和记者，说它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为政治服务，影响冷战期间的国际舆论。

同一年，《梁祝》又到了香港，在国泰影院连续放映了107天。这一年赵清阁的小说《梁祝》出版，苏青在越剧团编剧《宝玉和黛玉》，连演300场。这一波越剧南下，是由周恩来、陈毅领导，夏衍等人指挥，要通过电影增进香港同胞对于国家民族的感情，团结更多的人。

这一年，张爱玲在香港连载《秧歌》。

刚去香港的时候，她没有钱，中断了港大的学业，睡在女青年会的水泥地上。到夜里冷起来，打开箱子，穿上所有的衣服接着睡。后来她应聘到美国新闻处当文学翻译。

夏衍说，张爱玲走上了反共的道路。

《秧歌》是张爱玲自己的写作，但第二本《赤地之恋》，她自述接受了美国新闻处的委托。虽然她强调小说中是“真人实事”，但确实要受到别人大纲的约束。这个故事的最后，也是一个同样匆匆的光明的尾巴：男主人公从朝鲜的战俘营返回大陆，潜伏其中。

政治都在要求文学为它服务，不管哪一方的钱，后面都有一根绳子拴着。张爱玲从中学到了教训，她说，太违心的事情没有好结果。

张爱玲在香港的时候，夏衍曾经托唐大郎写信给她，让她回上海，或者留在香港，不要去美国。

1955年10月，35岁的张爱玲离开了香港，登上去美国的船。宋淇夫妇来送她。朋友转身离开之后，她突然觉得“天塌了下来”，眼泪流个不停，说“以后到了天涯海角，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朋友。”

两个月之后，上海的苏青以反革命罪名被逮捕。

同一年，夏衍自己也告别了上海，调任北京当文化部的副部长。他说：“如果我不走，我就是张春桥。”此后，他托柯灵在上海找了一本张爱玲的《传奇》，寄到北京，送给了周恩来。

十二

1955年冬天，张爱玲到了纽约。她说自己非常快乐：“满街灯火的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

她在那里见到了胡适。胡适看了她的《秧歌》，画满了红圈。早年胡适曾经提倡从旧小说中去寻找活的语言和写实传统。他对张爱玲说，如果他提倡的结果只产生了一本《秧歌》，也已经非常满意。

他们俩站着说话，风从河上吹来。大洋的另一侧，大陆正在批判胡适，夏衍曾经是批判胡适的先锋。

胡适读过左派青年的攻击，他对陈独秀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

张爱玲演讲是1969年。胡适已经去世，文革已经发生。

**张爱玲（1969年录音）：“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西方和俄国文学都被压制。即使毛泽东的继承者最终改变他的政策，巴尔扎克也必定在优先事项中排得很低。”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翻译巴尔扎克的傅雷已经在三年前自尽。赵清阁写信劝回的老舍，被殴打后自沉湖中。丁玲在北大荒，被中学生用墨涂抹了脸，戴上高帽游街。桑弧到了干校，批斗者指责他让女演员穿红衣服，违背毛泽东“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指示，有人抽他的耳光。桑弧对同事说：“以后我再也不拍电影。”

他曾经和张爱玲合作的电影《太太万岁》当中的两位演员都已经不在了。上官云珠在1968年坠楼。石挥走得更早一些，他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投海。之前他看了一次卓别林的电影《大独裁者》，他对黄宗江说：“8年了，我们都没有这样笑过。”

这次演讲中，张爱玲没有谈这些人的遭遇。她谈的是50年前把他们这代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张爱玲（1969年录音）：“因为五四的领军人物胡适博士相信，健全的个人主义可以纠正家族制度的流弊；这种制度在理学支配下剥夺了许多基本人权。”

1967年，《人民日报》重新刊出了毛泽东1951年批判《武训传》的社论。16年前的批判，这次用来清算刘少奇和夏衍。夏衍被关了8年，一条腿被踢断，一只眼睛近乎失明。刘少奇在囚禁中死去。周恩来还在检讨。

【周恩来（录音）】

“你做了，一定有时犯错误，就要求教于主席的著作、林副主席的著作。只要我们保证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我们就应该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跟到老。”

夏衍晚年写道：“我们这些经历过五四洗礼的人，竟然随波逐流，成了驯服的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

但在张爱玲看来，五四是民族回忆，“不论湮没多久，仍然在思想背景里”。那是在破败、混乱、狂暴的中国，曾经有过的几十年短暂而站不稳的个人主义。她写道：一头是过去的几千年，一头可能是将来的几百年，它夹在当中，短得可怜。但将来如果有任何变化，多半是从那一点短暂的自由的滋味里萌发出来的。

【胡适（录音）】

“这个40年来……40年来如一日，40年来不断的提倡这个人要自由。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班奴才能够造成功的。自由，自由，能够自由的人，爱自由如生命，爱自由如面包，爱自由比面包还重要，比生命还重要。只有这一种的人，才可以造成一个自由的国家。”

十三

1969年演讲的时候，张爱玲正在拉德克利夫研究所，把胡适推荐的《海上花》译为英文，试图接续五四的新文学传统。

她没有能够见到这本书面世。

她一直在用英文写1949年之前的上海，可是在美国难以出版。她说一位编辑讲：如果之前的中国真的像你写的这样，那么共产党就应该是救星。

她批评西方把古老的中国美化，也批评美国学者维特克把江青写成了被男人压迫的受害者，这是女权运动的公式化论调。

**张爱玲（1969年录音）：“到目前为止，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和中国对西方的观念一样固化、狭窄；到头来，有限的眼界只能带来有限的兴趣。”

被称为“反共小说”的《赤地之恋》，在台湾也难以出版，因为书中批评了蒋总统。

**张爱玲（1969年录音）：“两边的中国都淡化五四运动。在台湾，也压制那一时期的文学，因为觉得它过于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主义最终通向共产主义。或因为作者留在大陆。”

她自己的人生态度，大概可以用1979年这篇短文的题目来做一个概括，叫《把我包括在外》。

自居于任何潮流之外是有代价的。但也许那个小女孩在痛哭的时候就已经明白：“凡是不愿意随波逐流的人，都要耐得住那份寂寞。”

十三

1952年离开之后，张爱玲没有再回过上海。1980年代，她的姑姑寄来了照片，但是在《对照记》里面，她仍然收录的是姑姑1940年代穿旗袍的模样，说：“我1952年离开大陆的时候，她也还是这样，在我记忆中也永远是这样。”

2004年，桑弧去世。他的遗物中有一袋底片，别人冲洗了出来。

这是1947年的上海，26岁的张爱玲，在阳台上，在卧室里，在灯下，面对年长她4岁的桑弧。

这些底片，桑弧保存了50多年，没有扔掉，没有冲洗，也没有对别人提起。

张爱玲在1960年代改写了《十八春》，删掉了所有解放之后的部分。小说的最后一章里，女孩对旧日恋人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

但是文学让她回去。

打开张爱玲的遗稿，可以看到年轻女孩从港战中回到上海。黄包车在颠簸着前进，车夫金黄色的肩膀在蓝色的破衣下，左高右低。

那个蓝是中国的国色。

她想，从小，上海就许下了所有承诺，现在这都是她的。因为为了回来，她押上了一切；因为为了回来，她拼上了性命。

童年她第一次从天津来上海，也是这样的夏天，也是这样的早晨，太阳照得她的胳膊腿滚烫。她听到满城歌声。

我回来了，她说，太阳记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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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来源与致谢

感谢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研究院施莱辛格图书馆保存并提供张爱玲英文演讲录音，感谢研究服务主管Becky Morin对本节目查询及使用录音的重要帮助。相关录音在馆藏目录中以张爱玲婚后使用的姓氏 Reyher 著录。

馆藏条目：Bunting Institute Seminars. Reyher; Bas-Comain. Undated. Radcliffe College Archives sound recordings collection, 1951–2008. RG XX, Series 8–9, RA.T-106/nd., Audiotape 01. Schlesinger Library on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 Harvard Radcliffe Institute.

[录音馆藏目录](https://id.lib.harvard.edu/ead/c/sch01475c00589/catalog)

## 主要参考文献

张爱玲作品、自述与演讲：

- 《传奇》

- 《十八春》《半生缘》

- 《小艾》

- 《秧歌》

- 《赤地之恋》及英文版 Naked Earth（1956）

- 《小团圆》

- 《易经》（The Book of Change）

- 《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

- 《对照记》

- 《红楼梦魇》自序

- 《忆胡适之》

- 《把我包括在外》

- 《太太万岁》剧本

- 英文自述，收入 World Authors 1950–1970（1975）

- “Chinese Translation: A Vehicle of Cultural Influence.” Christopher Lee 整理并撰导言，PMLA，第130卷第2期（2015）

主要文献、回忆与相关研究：

- 夏衍《懒寻旧梦录》

- 《夏衍传》

- 夏衍《〈大江东去——沈祖安人物论集〉序》

- 夏衍《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8月26日

- 毛泽东《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1951）

- 《周恩来与电影》

- 《桑弧文存》

- 傅雷致黄宾虹书信

- 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

- 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

- 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

- 柯灵《遥寄张爱玲》

- 其佩《也说张爱玲》

- 洪钤《梧桐细雨清风去——怀念女作家赵清阁》

- 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

- 周杰荣（Jeremy Brown）、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编《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Dilemmas of Victory）

1949年接管上海之前，周恩来点名：争取留下张爱玲。

1952年，她出走香港。

这三年，是张爱玲个人经历中的巨大转折，也是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治与文艺关系的一段重要历史：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相继展开，毛泽东批判《武训传》，引发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运动持续改变她生存的文化环境。

她与导演桑弧的恋情，也从相互扶持到最终分离。

张爱玲留在上海的最后三年，映射出政治如何深刻影响文学——一个国家的心灵。

这期节目公开张爱玲原声，感谢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研究院施莱辛格图书馆提供演讲录音。1969年她演讲时，旧日上海恋人，合作者，包括主管人均已失去自由。

做这期节目时沉静的心情，仿佛可以听到1951年的雨。

他瞧不上这种做法，认为那是一种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就是不自由。

每做一期节目，我都挣扎一次，因为讽刺很容易，理解却要时间。

今年做的几个人物——江青、王洪文、释永信——是一个训练。我想克服写作时的讽刺或感伤，不只是因为新闻伦理，也是因为写着写着，它们让我起腻：底下的事实不扎实，里面是空的。现实有荒诞，但荒诞里有一层一层的事实，结结实实。信息与信息并置，人与人冲突，观众自己会有感受，不需要我加以说明。

以前读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不蔑视我不赞成的人，我只是不赞成。

记者恐怕还要往前走一步，没有赞成或不赞成，而是去看一个行为带来了什么后果，又是在当时怎样的条件和约束下发生的。

陈虻说，结构就是人与其他人物的关系。

除了释永信，其他人也在选择，也在行动，也在承担后果。几方交织，形成一个现实局面。这比赞成或不赞成复杂，也比它们有意思。

预设主题是本能。我预设过，而且不只一次，不过总被材料打破。有时回头看，稿子起势越高，里面越空，想靠外部框架撑起。混过去也可以，但自己心虚。只能回到一手材料。它耗时间，日以继夜盘踞着你。时间是很笨重的东西，哪一次轻飘飘过去了，哪一次就容易出问题。消耗和愉悦的强度同样大，最后我播出一个节目时,往往是想摆脱它。

播出的节目，恐怕就是爱因斯坦说的丑陋的小板凳。但我的文件夹里，还有几稿、十几稿——比它更难看。

那里有我的挣扎。让人身不由己的惯性很大，要不断抵抗自己。

他来西班牙徒步，走圣雅各之路。男人们聊自行车和户外包，我跟他太太聊天，中间他提到奈保尔，我看了他一眼，只见餐厅暗灯下，一个剃了光头的人，脸上有点凶狠。

听说他是律师，我问了个法律问题，他每句话都像生铁。我看法不同，事后看是我愚蠢。此后对他的专业判断，我不用怀疑，也不问第二次。

后来，他问我YouTube的事。我自己也刚做，哪有什么心得。

有人建议他，闷头做一百期。

此人确实凶狠，八个多月，做了一百期，这需要铁律。

他的节目是评论，我看得不多，从题目看有点激愤。

每次他叙述，我就觉得好。

这本书里，他写几个少年把小钉子放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扁，磨成小刀。他被叫去派出所，路上默背《纪念白求恩》。结果那句“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没出口，由母亲来领他，赔礼道歉。他羞愤地出走。

夜里车站锁了门，有一家等车的人在屋檐下铺开被子，相互依偎着，没一个人看一眼几米外的他。

多年后，他想，也许别人不看他是一种防备，但当时，饥渴和陌生人的无视打掉了少年的雄心。

他冲进下雨的暗夜，向回家的方向跑去。

我喜欢这样的叙述。他写，“有些友谊是年轻时才有的”。他身上有我年轻时代朋友们的气息。

他没考上大学，去上进修班。

有一位徐北文老师，点根烟，在黑板上写：

“舜何？
人也
予何？
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句子是这样断的，徐北文转身，用济南口音读了一次。

日后他才知道徐北文是谁，写下这些粉笔字前经历过什么。老师把一个考不上大学、进过派出所的青年，和帝王放在同一个字里：“人”。

刘宗坤是饥民的后代，唱《东方红》长大，每天太阳一出来，他条件反射就是饿，最羡慕解放军，因为把歌听成了“革命军人个个要老鸡（牢记）”。

他的命运是在山东农村陪外公外婆一辈子。外婆不同意，说得让这孩子去城里上学。她打好包袱，拄着木棍去送他。他在前面跑，跑一段就停下来，怕她没跟上，停一会又再跑，怕卡车开走了。

一个人非走不可的力量，是前几代人没过上的人生。

进修班出来他当过老师，想考研究生单位不让。把他发配到工厂抡锤。他去找校长，一次一次，对方扭头不理。

他写：

“被人踩在脚下已经是不幸，如果连被正眼看的机会都没有了，就等于彻底不存在了。”

他骑着破摩托车在雪地里加油，冲过去，急停在对方面前，看到了校长脸上的表情。

他写，那一刻有种“罪恶的快感”。

这一眼，换来一张保证书：只考一次，考不上，就得认命。

什么是命？

他笔下的那些年轻人，
聪明的，美丽的，善良的，
有的倒在废墟里，有的毁于病痛，有的失去了神志。

他说，没有人比别人更勇敢，只是多勇敢五分钟。

灵魂里要有铁，才扛得住那五分钟。

1991年，刘宗坤考上了北大研究生，后来读哲学博士，去美国做律师，然后在全世界骑出去两万公里。

人并不是靠履历才牛逼—-有的人即使一辈子在小镇抡锤，也是一个牛逼闪闪的人。只是八十年代，这些人有机会从农村到城市，有机会流动到北京，有机会到更广大的世界上去。

他回忆，当时北大不挑过去的学历，只看成绩。小地方去了很多人。

半夜，室友苗强穿上军大衣，偷了一颗白菜，买回小店仅剩的肉——四人围着煤油炉子，上面炖着那颗冰冷的猪心。他们翻译叶芝的诗剧《幽暗之水》。

诗有什么用？稿纸后来卷了烟。

刘宗坤想去美国，苗强担心自己会成为纳博科夫笔下的普宁---一个口音重，笨拙，被人取笑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苗强毕业后回了家乡，信中说“过着不伦不类的日子”。

刘宗坤离开中国前，他们见了一次。苗强得了脑溢血，说不清话，用左手学习写字。他读过的书还在大脑的某个区域，还能闪烁，在死亡的幽谷里。

苗强有首诗叫《下着雪》，开头这样写：

“天地异常阴暗
没有风
没有人在外面走动 仿佛这个世界
一开始就下着雪 地老天荒 没完没了
这时候 有个邮差急匆匆上路了
去告诉那远方的人 那患有怀乡病的人
告诉他雪的消息 不幸的消息
我躲在玻璃窗后
厚厚的哈气 神情迷茫
那远方的人，那患有怀乡病的人
一旦得到消息 就会立刻赶回家乡”

刘宗坤在万里之外的得克萨斯知道了消息，他们再见是在苗强的墓地。

大喇叭在催：

“禁止烧纸烧香，墓地快到期的家属，要尽快续费……”

残阳里，苗强教过的一位学生跪下，磕了三个头。

之前刘宗坤常引用奈保尔的话：“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

我以为这是骄傲，读这本书时看到了痛苦。

那是愤怒的来处。

外公被人嘲笑成汉奸，他想拿秤砣砸过去。

八岁时他教十八岁的堂姐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英”，她给小老师的回报是一把新鲜的麦穗，搓碎，吹掉了皮。

她被安排嫁人前自杀了。他没有哭，愤怒不知道该向谁。一个同学拿她的死开玩笑，他冲上去打架，对方的铅笔尖扎进他掌心。

他用刀子把笔尖挖了出来，残墨混着血，变成一个黑点永远留在了那里。

多年后，英的亲人说不清那座坟还在不在。这世间，一个人活过的痕迹，留在另一个人的手掌里。

愤怒是在心里捏紧的拳头。

宗坤很认真，认真到了较劲，从外面看像傲慢。

他尤其不能容忍蠢，说起来额头上会冒出青筋。

有时他让我想起奈保尔小说里的流亡者：知道别人没有恶意，但在他们眼里看见了一些他不能忍受的愚蠢同胞的倒影。

他把《普宁》推荐给美国同事安，怀念苗强。

安读后写信，说这书让她反思以前不了解的移民：“表面上的固执，可能是一个人与不愿接受他的社会打交道时产生的焦虑和担忧。”

安让他承认了自己的傲慢。刘宗坤受过哲学训练，曾对她推荐的书不以为然，认为通俗，不够深。后来看着她如何照料残障女儿，才意识到她对那些话的理解远比自己真。

他承认自己有过偏见：

“人到中年，我经常忽视生活里这普普通通的东西，有时甚至用恶意去看世界，以为那是犀利或深刻。年龄会改变人，像《No Country for Old Men》中老警长Tom Bell说的那样，‘Age will flatten a man’——‘年纪会磨去人的棱角’，尤其是那些恶意的棱角。”

活生生的人可以破坏概念，破坏铁一样的东西。破坏到最后，露出了我不熟悉的温情，那么强烈，又那么压抑。

写下来，握紧的拳头就能松开。

读一本书，交换的是自己的时间。

宗坤在书中引Rick Warren的话：

“当你在别人身上花时间的时候，你是在把自己一部分生命给他们，一旦给了，永远也收不回来。”

北大时他要坐车，苗强递给他一本书。夜行火车上，他从半夜读到黎明，这本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他三十多年不忘。我看到这里，也去买了同一本书。朋友是世间的礼物，不强加也不索取，只是默默递过一样东西，像在说，拿去。

生命相互往来，得到千百倍的扩展。

我希望他继续写下去，写得更长、更深。书的后三分之一写旅程的部分有些单薄，有些对人物的议论稍显浅露——他写自己深知的人物时惜字如金，有份量的东西不必解释。

继续写吧，不论在异国还是故土，写作让人进入同一个时空，那里有千万人，那里有徐北文和孟子，苗强和叶芝，安和普宁，还有英。所有过去的，在将来里等着。

我们见面那年春天，刘宗坤到西班牙徒步。

在撒利亚的山谷，路过一面断墙，看到一位老奶奶躬着腰收拾菜地，裹着一块青布头巾，头巾四周裹不住白发。

他停下脚步，想起了自己的外婆。

半个世纪后，当年急忙赶路，只担心走不了的孩子，在落笔时回头，看见了送他走的人。

附：刘宗坤《异乡故人》 https://www.amazon.com/dp/1949736059?lv=shuf&bestFormat=true&social_share=cm_sw_r_ffobk_cso_cp_apin_dp_GR5S19JMMW5069DP2W89&channelId=704&ref_=cm_sw_r_ffobk_cso_cp_apin_dp_GR5S19JMMW5069DP2W89&plpRedirect=mhFallback

歌声出处是杨渡笔下1989年6月2日凌晨三点的天安门广场。采访是一个承诺：我和你一起，站在那里。看见有代价，但我的心在看到节目留言后平息。

其中一位写：“节目播出后，音乐网站上这一首歌下面的评论全是您的观众的留言。这是我们的默契。”

再听这歌，想起杨渡写的那句：

“她的语气如此平静，像只是在说一桩事实，一样证据。我也随之沉静了下来，融入这悲痛的大洪流里。”

不，我没有。说服一个人很累，也很危险，多数情况下我只是接受采访发生，以它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四月，徐宗懋第一次告诉我这件事，非常简略，没有提问的余地。

说话的念头是在被访者心里孵化的，有生命的东西需要时间。他陆续发来一些资料，大部分是他后来三十年做的事，就像要包裹住那个脆弱的，轻微勃动的东西。近两个月后，才是他受伤的照片，它钉在我脑子里，两天里挥之不去，明白为什么他把它压在箱子底。

三十七年，他的记忆压得太深，太久，很多空白缺失，就像那本被虫蛀的女学生日记——-采访时他才想起来，找出了日记，不是看内容，而是看笔迹：女孩的简体字越来越乱，最后连在一起，那是写字的人混乱的心情。

“它把我带回现场”，他说。

那个现场里有混乱，痛苦和没有解开的谜。他需要允许自己回去，也要允许我，一个陌生人，一同站在那里，看到乌鸦把天空变黑，烈火的红光燃起，整个广场的巨石在脚下震动，看着31岁的他自己像着了魔，盯着坦克，沉声说出那一句—-

所谓“卷外”，如陈虻说，做完一期节目之后，坐下来总结：查证、校验各方包括自己的偏见。错了，承认，修正，公诸于众。

我的工作受益于这样的交流。关于史云峰，此前我写过一篇帖子，觉得够了。但此后陆续收到来信：请用视频讲出他的故事。

我回复，我所知道的有限，已经写完。

其中一位观众回信：

“还是请你说出来。因为他的孩子还在世。他不会忘记，我也不会。”

另一位观众曾对史云峰的细节提出疑问，看过材料后留言：

“我写了很多，都删了。因为我还是不能相信。不是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而是不相信人会被这样对待。”

这期节目播出后，一位观众留言，五十多年前，他经历了搜捕史云峰，小学五年级，学校拿着经过挑拣的单字让他们辨认，史云峰是用左手写的传单，很难辨别，公安局笔迹专家是从史云峰习惯的错别字中确定是史云峰所为，他写“问我为什么知道？我叔叔恰好与史云峰同在长春第四光学仪器厂工作。”

这是我制作史云峰节目的来由：人的惊愕、疑惑、痛苦，记忆。这些感受不会因为某个纪念日而出现，也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消失。

有人问，没有更新是不是在策划“大选题”？我没有这类规划，对文革我也没有格外浓厚的兴趣。我关心的是人。

从高耀洁，到韩秀、叶企孙、顾准，我跟着感兴趣的人，发现文革无可回避，因为它深刻触及了每个人。这样做节目有很多偶然性，并受我个人见识的局限。但也少了很多外在限制：没有编辑部的立场，没有定案或翻案的压力，只需恪守对笔下人物的承诺：我将尽己所能，做到真实。

生活铁面无情，检验人的承诺。由孙海英讲到宋彬彬，从宋彬彬讲到江青，从江青讲到王洪文，又从王洪文讲到史云峰——一个人引出另一个人，一段经历连接另一段经历，把庞然大物从地下拉起，我仰头看着，站在它的阴影里。

25年前陈虻问我，如果当记者，你关心什么？我说我关心新闻中的人。

年轻人说出口时还不真正懂得，这句话多么单纯，多么险峻。

前几天，我采访过的香港大火幸存者李先生回到了家里。去年11月以来，宏福苑居民第一次被允许回家。 每户三小时。

他发来照片，我们都很吃惊。他当时没能带走的玩偶，还在原来的位置上。 我记得那扇窗户——它曾经通红，外面是烈火，随时可能爆裂——居然完好无损。
他当时盯着玻璃，说，在它炸裂那一刻，他会打最后一个电话—— 向妻子告别，请她照顾好孩子。

我记得那个房间里的浓烟，越来越黑。现在地上留着脏水和黑迹，还有很多蟑螂。跟他一起清理的，是节目中的那个对他说粗话和“爱你”的兄弟。
那张床垫还斜在地上。卧室太小，他无法再把它挪得更远。 火一旦进来，它会先被点燃。唯一能逃生的窗外，着火的竹子从上方坠落，在他面前像箭一样插下去，一根一根堆积。 他坐在窗前，看火星满天，向其他的楼宇散去。爆炸声不停，整栋楼在震，压住他呼救的声音。
在走廊，他冒险打开门，在浓烟中把一对呼救的夫妻拉进屋里，说到没能救的婆婆和其他邻居，他把乱蓬蓬的头埋在胳膊里哭泣。婆婆的女儿后来安慰他，说母亲离开时没有承受痛苦。 但这次回家时，路过婆婆的房门，他写给我：
“我看到那扇门上的烟的黑迹。”

三小时很短，他带不走所有东西，带了孩子最喜欢的玩具，和妻子的首饰。
节目播出之后，有很多同胞写信给他。他最感动的，是一位上海的老师，给他录了一段视频。
我问为什么。
他说：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更何况，是一个人鼓起勇气，对一个陌生人说的鼓励。”
四个月前，我把采访视频下你们留在'超级感谢'里的钱转交给了他，1500美金，来自全世界的华人。今天，李先生让我转达：
谢谢大家，在一个人无家可归时给他帮助。他用这笔钱，给孩子买了冰淇淋，给妻子买了冬衣。现在他的家还好，如果有一天他有能力，会逐一报答帮助。

我想感谢你们，也感谢他。我不会忘记那段视频。
在烈火围攻，爆炸声震动楼板，白昼漆黑如夜时，他想起漓江的水，和船夫撑篙破开水面的声音。
他让我知道，就算死亡胁迫，也夺不走我们这一生见过最美的风景，和最重的情谊。

史云峰27岁，他表示自己还年轻，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用未来的岁月为祖国做贡献。
上诉未公开审理。内部讨论中，一位审判员提出”不是非杀不可”。多数人认为”事实没有变化”。
据1980年《人民日报》报道，在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王淮湘等人的决定下，吉林省高级法院维持死刑判决。

7

宣判史云峰死刑时，并未通知家属。
12月17日，他的母亲贾秀云到市局询问，家人才得知消息。
两天内，她奔走于省、市法院，省、市公安局，省、市党委机关，冒着风雪，她到省委机关门口举起上诉书，试图拦截领导车辆喊冤。
上诉期只有两天。当这位母亲准备去北京申诉时，已来不及。
市法院办案人员对她说：
“你可以去上告，我们还是按原计划执行，脑袋掉了可没法再接上。”

8
1976年12月19日，史云峰被执行死刑，当天上午从牢房提出时，他高呼：
“冤枉！”
要求申诉。
陈钟（曾表示”我个人意见不杀”者）致电王淮湘等人。
“犯人提出申诉，不好执行。”
“不准他申诉！”
“犯人不服，要讲话，不好执行！”
“你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嘛！”
据鄂华报道：
“为了防止史云峰再次喊冤申诉，市公安局按照那位省委负责人的指示，对他采取了措施，在他的颈部皮下注射了两针普鲁卡因麻醉剂，在嘴里塞满了纱布团，并用医用缝合线把他的嘴紧紧勒上。”
在市体育馆开完公判大会后，史云峰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9


从入狱到被处决，两年多时间里，史云峰未被允许与家属会见。
处决当天：”全家被勒令蹲在屋里，不准外出。”

他五岁的儿子偷偷跑了出去，守在街角，想等刑车经过时再见父亲一面。因为”害怕引起公愤”，这次公判后没有游街。孩子在东北深冬的寒风中一直等到黄昏，被邻居发现后抱回。

家属要求收敛遗体，被拒绝。母亲受到指责：
“是要用死者的尸体向无产阶级示威。”


10
鄂华在史云峰平反后，找到他家时，孩子已经十岁。二十多平米的小屋子，住着一家六口。他抄录了史云峰在狱中写给孩子的信，部分如下：

“亲爱的小冬，我心爱的小儿子：
你还小，你知道你的爸爸多么爱你。想来你也可怜不幸，因为遇上了一个多事的父亲。
你的父亲，对你没有尽到父亲的义务，所以不配作你的父亲。但愿你永远忘记他，抹掉他。
可是我还要跟你说几句话，心爱的儿子。无论如何你父亲并不是坏人。
我多么疼你，你病了我午夜背你到儿童医院。你肚子疼，我心痛得落泪。
心爱的儿子，愿你幸福、健康，忘记你的父亲。”



注：
鄂华报道，收入1981年书籍《划破夜幕的陨星》（群众出版社）
印红标研究《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1980年《人民日报》报道
《长春市志·审判志》史云峰案

将近结尾处有一段庭审视频。王洪文认罪——“希望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法官问他要不要律师，他说不要。他被判无期徒刑。

这一节本来停在这里。

我随手查一个细节时看到一份材料：长春工人史云峰，因张贴反对文革的标语被捕。批示来自王洪文：“内容极其反动”。1976年12月，史被执行枪决。临刑前，他的嘴被用医用缝合线封住，以防出声。

2

读到这里，原来这一节必须重写。

如果没有它，观众会停留在一个被审判的人身上——一个衣襟有污渍、经历过崩溃的人，在狱中度过余生。

但史云峰在那里。在刑场上，他甚至没有出声的权力。文革十年，没有过辩护律师。

客观不是没有感受，而是感受每一方，它们产生冲突，迫使叙述者中立。这种冲突会带来不安，要求原因：史云峰被执行时，王洪文已经被隔离审查两个多月，为什么他还是死了？

已经封闭的结构，撕开一个口子。

我加入了1980年的审判，法官关于毛泽东“领导责任”的一段视频。此后，那句解说顺着材料自然落下。

此时的速度，不是我在推进，是事实在要求它的位置。

3

这一段改完，原来的结尾也随之失效。

它本是萧木在监狱里的一句感慨：他在中南海见过的这些人，没有坏人，只有悲剧。

但那根缝合线出现之后，这句话不再成立。片子不能停在感慨，必须是认识。

结尾改成了萧木的另一句话：

“在一个集权体制里，造反派的任务是消灭走资派，然后消灭自己。”

4

结尾一旦改变，尾声的细节必须前移。

有一个细节，本来随时间线放在结尾：张春桥王洪文在医院看病时遇见，王洪文从窗口向外喊：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

张春桥没有回应。

现在它被前移，结尾没有它的位置。

移去76年初，张春桥已经对王洪文产生“吕不韦式的恐惧”，开始暗中搜集王的不利材料，萧木已经看清，他在两人之间，会选择华国锋。

王洪文不知道。

他还在准备接班，让萧木起草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讲话稿。第三稿交出的当天，华国锋被宣布为国务院代总理。

讲话稿作废。

此后，张写给萧木的信被华国锋认为是篡党压权的依据。

而张春桥收集的材料，一部分成为日后定罪王洪文的证据。王洪文喊的那句“对不起”，落在这里。

5
这些修改，都发生在最后两个小时。

我知道风险。以这集的素材量，在最后阶段调整音轨，剪错一处，后面整段都会偏移。而我要改这么多，恐怕都没有气力再检查一次。但我还是选择了。或者说，服从了。一个重要细节一旦成立，就会向前推倒已经完成的结构。哪怕节目已经剪完，哪怕修改会留下瑕疵。

代价是具体的。

二十五分钟之后，声画失去对应。

6

但节目播出后，我看到一条评论，让我觉得这个代价值得。

这位观众对王洪文有深切同情，他（她）质疑史云峰一案的真实，因为王洪文判决书中没有出现。我把研究贴出。查证之后，对方写了一句：

“了解了。看来在错误的体系中居于高位，总会造成可怕的后果。”

那根缝合线，通过了我，又到达了他（她）。

再往前翻，是同一位读者，指出有一句解说词不准确。我写王洪文看电视时“咒骂”，他（她）认为不当。我写，你的批评有道理。

刘庆棠的原话是“想骂就骂”，语气不同。“咒骂”太重，带着失控的意味。放在王洪文谈邓小平的具体语境里，更贴切的词是“讽刺”。

史云峰和王洪文都无法再为自己辩护。我对史云峰的责任，是写出他被封住的嘴。我对王洪文的责任，是不用一个过重的词。

所以，这一次我会重制，合并上下集，修正错误，尤其是这个词。

如果还有问题，请继续指出。
来得及。

王洪文这三个字，留在历史上的几乎是一个哈哈镜里的形象。

我想他本人也很痛苦。因为在去世之前，弥留之际，他曾经委托家里人找一个人，请那个人在将来“实事求是为他写一点东西”。这个人就是他的马列老师，叫萧木，曾经与他共事六年，在之后也被关押了十六年。

萧木说，我看到了第一幕，也看到了最后一幕。

一、序幕

大幕拉开之前，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事。他用两个字形容那个阶段的生活：无聊。周末的时候，他经常是两个胳膊底下各夹两瓶啤酒，两个手再各拎一瓶，坐上电车看街景，喝完这六瓶，再晃晃悠悠地回去。

而萧木是市委办公厅党刊的编辑，喜欢小说，喜欢篆刻。每次他站到窗口，同事就会笑他在伤春悲秋。

这两个人都在等待某种说不清的东西。

造反是一个颠覆的动作，把整个世界翻了过去。

二、奉命造反

大幕拉开的时候，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上海大乱。

满天红旗，锣鼓喧天。萧木远远看到舞台上的王洪文，现在他是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王司令，振臂而呼，要打倒萧木所在的市委。萧木害怕挨打，躲在公园的枯叶堆里。这里贴满了大字报，彻夜灯火通明，人潮如海。他的恐惧慢慢变成了如醉如痴，决定脱胎换骨，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彻底地改造自己。他也反了。

这个世界翻过来了，但只是上下颠倒，轴心不变。

萧木说，王洪文是”奉命造反”，唯一的标准是最高指示——他是党员，党委不承认这个造反组织，他就进京上访，被拦在了安亭站，雨中工人堵住了铁路，京沪线中断三十小时以上。

日后萧木问王洪文哪来的胆子，他的回答大意是：胆子来自恐惧。

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赶到现场谈判。参加谈判的不止一个人，但张春桥后来说，安亭事件的第一天起，他就决定启用王洪文，因为其他人”不好驾驭”。

他违背政治局决定，签字承认工人组织合法，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追认，说先有事实，再有概念。张春桥对王洪文说，”我是提着头签这个字的”。王洪文对手下人说，”没有春桥就没有我们”。日后张春桥形容他们的关系，说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把我当成他们的”老头子”了——指的是旧上海的黑帮领袖。

张春桥同时经营着另一帮人：笔杆子。六六年底大雪将至，萧木在枯叶堆躲了两天两夜，出来到市委写作班的负责人徐景贤那里避难。徐景贤正高喊”造反方知主席亲”。

萧木加入了上海写作班，此后文人和工人联手，双双奉命造反。

三、不听话的，通通送去劳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提出”全面内战”，当晚电话就传回到上海写作班。两天之后，王洪文发动了全国第一场武斗。一月六日张春桥飞回上海，亲自指挥夺权，王洪文在万人大会中心宣布打倒上海市委。上海”一月革命”迅速把武斗和夺权推向了全国。

此后冲突升级。在怀仁堂风波时，叶剑英质问张春桥，搞乱一切是要干什么。毛泽东回应：”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此后政治局停摆，中央文革小组被抬升为最高权力机关，大批干部被下放。

王洪文的说法很直接：不听话的通通送去劳动。

中国党政系统瘫痪，奉毛泽东之命，由军队全面接管。在一九六七年，中国百分之八十二的省市是由军队直管，但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当中，是由工人造反派在掌握实权。

一九六八年，在宣布处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会议上，毛泽东说，”介绍一个人——王洪文，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

张春桥对萧木说，”安亭事件之后，我已经别无选择”。而萧木说，恐怕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什么选择，只能将文革进行到底。

四、跪在三角铁上的人

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潘国平曾经说过，工人造反最初是为了反抗当权者的压制，在革命成功之后，很快就变成了当权者压制别人的工具。王洪文率众攻打他的对手“上柴联司”的时候，毛泽东正在上海，击节称赞。

当上海出现张春桥妻子被日军俘虏之后自首的传言，一个专案组成立，把多人关进了防空洞，用私刑逼供。王洪文并不分管这个案件，但他去审过一次。回来之后告诉徐景贤，说”人被打得很厉害，屁股都打烂了，桌子被叠起来，让人跪在三角铁上，头顶着房顶，膝盖都红肿溃烂了”。

王洪文私下说”太过分了”，但他没有阻止。防空洞里的人向他喊冤，说材料都是被逼出来的，他也没有出手相救。

那个跪在三角铁上的人最后逃了出来，但是无处可去。他满头白发，在河边坐了很久，当中午有人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脸朝下倒在河中。

造反派”打烂公检法”，破坏了中国原本已经非常脆弱的法治。日后王洪文自己受到刑讯逼供的时候，也无从申诉。他受到身体虐待、睡眠剥夺、单独囚禁，曾经身心崩溃，常常在走路的时候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下来，满脸是血。

从现有的资料看，王洪文不像是一个心性残忍的人——文革之前，他同情被儿女虐待的邻居老人；在工厂主持批斗的时候，没有体罚领导；在他能够控制的案件中，他主张不株连家人。有人认为这是笼络人心的政治考虑，但仍然可以从这些瞬间感受到他的人性。

只不过在文革中，人性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王洪文自己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要求把两位同事划为反革命。在造反派执掌上海之后，清理阶级队伍，不到两年时间内，揪斗将近十七万人。

这场号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运动中，不允许批评当下的制度，更不允许批评领袖，所谓的言论自由不会给予”地富反坏右”。

一九六八年四月，上海处决了一批人，包括北京大学学生林昭。之后他们通知林昭的母亲，你的女儿已被枪决，要交子弹费五分钱。上海所有的死刑案件都是自行决定的，由常委会集体讨论通过，王洪文、徐景贤都在其中。

这些徐景贤没有写，他只说了一句，在当时情况下，《公安六条》规定，直接反对毛主席的，要判死刑，”肯定错杀了一些人”。萧木也没有写，他仅仅写下了那个阶段他在写的文革小说的名字，叫《初春的早晨》。

林昭是以反革命罪被抓捕的。”反革命”，这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刑法中都没有的罪，也是王洪文日后被定的罪名。

五、一条黑色的确良裤子

一九六九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亲自点名，”王洪文同志讲话”。这个通知来得极为突然，前一天才告知，所以王洪文毫无准备。他向同时开会的徐景贤借了十五块钱，在大会堂的小卖部里买了一条黑色的的确良裤子，用来上台演讲。

按照惯例，代表工人阶级发言的应该是劳模，但是王洪文在最后时刻被毛泽东点名。

在重大政治会议上，惯例被打破，往往意味着幕后的尖锐冲突。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列入党章，但此时两人严重分裂。

林彪的政治报告是陈伯达起草的，提出以后任务是”发展生产”。毛泽东连信封都没有拆，就直接退回给陈伯达，要求张春桥等人重写。萧木作为上海写作班成员参与了起草，主题改为”继续革命”。

根据汪东兴回忆，林彪拒绝看这份报告，到开会的时候他才第一次打开，直接宣读，念得磕磕巴巴。林彪这种读报告的方式，有人困惑，有人忧心，有人会觉得是在抗议。毛泽东当场施压，当场要大家举手通过，”通过！”

这样的表决几乎是双方破裂的明示，王洪文就在这样的裂缝中升了起来，在大会公报中和毛泽东、林彪并列。

不久之后，在苏州谈话中，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刚刚当上接班人的林彪沉默。毛泽东又问，你看小张怎么样？关于这次谈话，张春桥对萧木说过五个字：根本谈不拢。

四个月之后，庐山会议上，以林彪为首的力量对张春桥发起攻势，而王洪文保护了他的”老头子”。在当时的条件下，双方互攻的依据只能是谁更忠于毛主席。张春桥以毛的话为依据，反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天才论”，引起了群情愤慨。华北组讨论时，称他为野心家、阴谋家，应该揪出来示众，”斗倒批臭，千刀万剐”。

王洪文和徐景贤看到这份简报，迅速把它交给还不知情的张春桥。”千刀万剐”这四个字让张春桥刻骨铭心，此后多次提起。

他和江青拿着这份简报，去往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求救。张春桥、姚文元下跪，大哭，（高文谦采访：抱着毛的腿大哭，据说把毛的裤腿都哭湿了。）当天毛泽东召开会议，下令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全党学马列。

离开庐山之前，江青找来了王洪文，对他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这句话没有主语，但是在场的人都听懂了。

六、三只大闸蟹

庐山会议几天之后，萧木第一次面对面见到了王洪文，在徐景贤的家里，桌子上摆着三只又红又亮的大闸蟹。萧木一愣，因为王洪文跟徐景贤此前一直水火不容，他们俩一直在争谁排在张春桥和姚文元之后的”老三”的位置。

徐景贤介绍说，这个是萧木同志，工人作家，以前是铁路工人。话的重点在”工人”，萧木立刻就懂了，王洪文对自己的身份很敏感——他小学没有毕业，而徐景贤是著名的笔杆子。曾经在喝酒之后，王洪文拉着徐景贤的手说，”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

吃完大闸蟹之后，这两个剑拔弩张的人关上了门，给萧木讲了庐山会议那”地动山摇”的经过。萧木感到”强烈的震动”，他意识到文人和工人正在结成新的联盟，共同对抗军方的力量，而他自己正如毛泽东的要求，成为双方的共同纽带——他们的马列主义老师。

很快毛泽东南巡，目标是林彪。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他的车停靠在上海。当天晚上，王洪文没有离开，而是睡在毛泽东的专列附近，仿佛守卫。第二天，毛泽东在车上同时接见了他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讲光明正大，不搞团结，在搞分裂。”

这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通过王洪文折射了出去。两天之后，林彪出逃。

此后王洪文奉命抓捕所谓”林彪余党”，他也审查了许世友，因为在林彪住处搜出了许写的信。许世友心脏病发，住进了医院，最后向毛泽东写检讨才算过关。萧木说，他第一次见许世友的时候，许世友跟他握手，痛得他大叫起来，许世友大笑。萧木意识到，许世友是在做给王洪文看，用一种不能翻脸的方式示威。

七、不祥的誓言

林彪死后，那份写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变得刺目，每一天都在向全世界提醒某一个选择的失败。

它必须修改。这个任务交给了王洪文，萧木参与起草，删除了林彪的接班人表述。毛泽东审阅之后，把标题从”说明”改成了”报告”，亲笔写下了”王洪文”三个字。这一刻，萧木意识到王洪文的政治前途将远远超过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的预料。

但在草稿上，毛泽东还要求要加上一句”反潮流”。什么是反潮流，好像没有明确的定义。我只看到《纽约时报》报道王洪文的时候曾经举了一个例子，说他把上海的交通灯改成了红灯行、绿灯停，因为红色象征革命，结果是混乱。

把现行的秩序颠倒过来，也许这就是反潮流的含义，但它有代价。所以萧木在报告中写下了一句不祥的铁的誓言：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这句话由王洪文在十大的时候念出，作为权力交换的契约——念的人、写的人，都要执行。

八、一厢情愿

十大闭幕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出席，由王洪文代为投票。这是一个向全世界宣告的明确信号：新的接班人已经选定。他的身份象征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但是萧木的报告中同时写着”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领导一切。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但同时绝对服从。

早在上海造反派成立公社、宣告要依照巴黎公社原则直接选举的时候，毛泽东在十八天之后否定了，他说”把党摆在哪里”。所以十大百分之六十七的新代表是工农兵，但他们并不是选出来的。王洪文连夜电话让上海多送代表来，他的朋友陈阿大连入党志愿书都还没有填，火线入党，成为十大代表。

萧木曾经相信，毛泽东试图让工人、农民直接参与国家治理，这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实验。后来他写，这只是毛泽东，还有我们这些积极投入文革的人的一厢情愿。他认为这是因为老干部掌握了实权，而工农兵被架空。但是现实也许比他想的更复杂。

宣传片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其实是上海市民在抢购物资。造反一开始，上海经济接近崩溃，工人停产要求涨工资，钱到手之后马上抢购，银行几乎被提空，城市一度濒临停产停电停运。恐慌中有一个老太太在阁楼上囤积了很多煤球，楼板倒塌，当场身亡。王洪文说，上海的煤只够三四天了。为了维持运转，那些被批判的干部被重新拉回岗位，造反派押着他们，让他们在自己看不懂的文件上签字。

王洪文的朋友陈阿大负责工交，他自述自己上午睡觉，下午下棋，晚上在办公室踢球，白粉墙上全部都是黑球鞋印。连造反派内部也有人想不通，说张春桥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草包？另一个人回答：因为陈阿大一窍不通，所以什么都不管，不会干扰别人做事。日后陈阿大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

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官僚体系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文革之前，减少干部特权、减少贫富差距，本来是造反的重大动力。但是当上海公社宣言初稿中写到”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时，这句话被张春桥删掉了。

结果就是，像张春桥这样的老干部工资不减，像王洪文这样的新干部得增加补助。根据徐景贤记录，王洪文住进了有游泳池和网球场的别墅之后，提出把东湖电影院划为自己的私家影院。日后审讯的时候问到特权，王洪文的解释是，他以为国家高级干部都是如此。

文革十年，上海工人的平均工资从四十二元降到了三十六元。造反派的解释是，宁要社会主义的低工资，不要资本主义的钞票。张春桥在毛泽东授意之下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并且试图按照文章中的理念，以实物的分配来代替工资，在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工业大城市推行全面供给制。

上海反复计算，结论是三个字：不可能。

学者李逊的研究结论是：工人们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代言人，而他们也从来没有真正地替工人代言过。这是工人造反派的悲哀。

九、两个刘盆子

十大之后，王洪文打电话调萧木去北京，因为他需要一位老师。毛泽东让他读文章——刘盆子，《后汉书》当中的一个放牛娃，被起义军推上了皇位，十五岁因为姓刘靠抽签当上了皇帝，但所有政事都是由将领来决定，在起义军失败之后被逮捕。王洪文的处境还不如刘盆子。

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当周恩来宣布他的副主席职位，全场沉默。许世友说，我看中央设一个副主席最好，就是周总理。因为当时提名的是王洪文，周恩来说一个人忙不过来，许世友就说那就设三个——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就是不要王洪文。

张春桥继续给他讲道理，许世友眼睛一瞪，这回不说王洪文了，说：”你算老几？”叶剑英为王洪文解围，说到孙权和周瑜都是少年成名。邱会作后来评价叶剑英，“不管是真心还是谋略，叶帅这个人老成，他知道毛泽东决定的事情不可更改。”周恩来也知道，他是含着眼泪说，有的老同志怎么这么糊涂。

这个场面让王洪文非常尴尬，日后他跟徐景贤讲起的时候，仍然耿耿于怀。

萧木说，如果在古老的皇权时代立一个太子，就算他是白痴，大臣们也会山呼万岁。可是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已经宣布解除了帝制，这就把王洪文放在了一个比刘盆子更加尴尬的处境里。还要过很多年，萧木才会想，为什么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公权私授”，由最高领袖来决定接班人。

一九七四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候，毛泽东让王洪文来主持会议、主持点名。当他喊到许世友，许世友把手里的茶杯重重往桌上一放，水溅了出来，王洪文不知所措，转头看向毛泽东。毛泽东脸色变了，但没有说话。萧木记录，毛泽东对王洪文提到，他担心许世友像张勋一样带兵进京复辟。王洪文问谁是张勋，毛泽东不耐烦地说，自己查。

毛泽东交代给王洪文的任务就两个字：学习。而萧木认为，在刘少奇和林彪之后，毛泽东回到了一个更古老的政治结构，就是皇朝的东宫制度——太子不能有实权，只是闲职。如此想来，萧木也只能从这样的历史结构当中去寻找一个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他能找到的只是一句话：君老不事太子。

萧木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教马列两个小时，雷打不动。王洪文学的怎么样？他说一开始还行，后来就没劲了，慢慢地开始打牌喝酒钓鱼打兔子。时任王洪文秘书廖祖康说，我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后来会发展到居然在中南海骑着摩托车去打鸟——你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拿着个鸟枪去打鸟，在中南海里头，你说像样不像样。

徐景贤评价王洪文说，他”猴子屁股坐不住”，但这是他的天性：从小失学，放牛放猪，十六岁当兵，他自己说，看到枪就想打，看到水就想钓鱼。

但我并不觉得，只用花花公子或者酒徒来形容王洪文是公平的。他有他的才干。与他共事的工人多半夸他随和讲义气、处理事情公道，他尤其擅长调节两派之间的纠纷。这样的品性放在现代社会，也许是个不错的工会领袖，但是他被凭空拎起，放错了位置。

王洪文对萧木用”孙悟空”来比喻自己：现在他套上了紧箍咒，每天念经，还要配合毛泽东的作息，像在工厂上夜班。他打电话给上海的老相识，说他“非常寂寞”。慢慢地，他每天至少要喝三顿茅台。

被捕的时候，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马列著作，很多书甚至没有裁开。

多年之后，萧木仍然深深感到没有尽到责任。但也许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也许应该问的是，就算王洪文成为马列学者，这个结局是否能够更改？

陈伯达是中共党内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在一九六六年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开会的时候公开称自己是刘盆子，对戚本禹说这个称呼来自毛主席，他承认自己是傀儡，以公开的自贬来自保。但是他的副组长江青仍然公开羞辱他，逼到他想要自杀，而他的马列主义唯一的有用之处，是帮助他找到了为什么唯物主义者可以自杀的理论依据。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日，陈伯达和王洪文站在同一个被告席上——两位刘盆子。

十、两人对话，三人在场

既然命运捆绑在一起，萧木最关心的问题是：王洪文接班之后，谁来辅佐他？

王洪文对他说，毛泽东安排了两个人：周恩来、张春桥。萧木觉得这个顺序大有深意，周恩来代表着治理国家的现实逻辑，张春桥是意识形态的化身。张春桥对周恩来讲，将来你来当周公，辅佐王。周恩来回答，”我总是在主席前面死的”。这是两人的对话，却有三个人在场。

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选择了周恩来的路线，但只是暂时。年底他就把王洪文和张春桥叫去，对着他们批评周恩来，让王洪文不要被外交部的老爷骗了，去学点英文。同一个人被要求学习，同时又被要求攻击自己的老师。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做报告，说有人在传达反革命谣言，”老帅归位，小兵回营”，他宣布“现在小兵都造反了”。有人称，第二次文革再起。

最初王洪文跟着周恩来学外交，还比较紧张和警惕。慢慢地，随着”批林批孔”，周恩来被批”崇洋媚外、投降主义”。美国人注意到，中国人突然变得咄咄逼人。《时代》杂志说，王洪文说”美帝国主义武装到牙齿”时，这是一个“极具侵略性”的比喻。外交部准备的材料，王洪文不肯细看了，他只问外宾，”吃得好吗”，这被外交部报给了毛泽东。慢慢地，王洪文翘起了二郎腿，大庭广众之下开会，高层都在的时候，他手中也夹着烟。这个姿势在高层政治里，可以是一种权力的宣示。不过王洪文应该没有留意，邓小平将从他的身后崛起。

毛泽东密切关注批周的进展，要求王洪文每天送记录，萧木连夜手抄成大字报呈送给毛。其中有一条记录让他震惊，就是邓小平的发言。（高文谦采访：）邓说，总理啊，别人跟主席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你跟主席是可望又可及，只有一步之遥，今后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毛是非常高兴，等于在周邓之间打了一个楔子。

日后萧木意识到，也许事情未必如此。

一九七四年四月，邓小平代表中国出访联合国，周恩来安排了最高规格，政治局所有成员到场，王洪文的失落和局促难以掩饰。一个月之后，他最后一次陪毛泽东接见外宾，从此陪在毛身边的是邓小平。

日后王洪文在他的供述中写：”我想不通，我就是想不通。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这是他一九六七年亲手送进政治坟墓的人。

王洪文的情绪很复杂，他对邓小平的愤怒当中，也掺杂着挫败和焦虑。在上海的时候，他曾经拿出一叠很厚的军委干部任用名单，对徐景贤说，”邓这个人很厉害，一当上总参谋长，很快就把各大系统都搭起来，用他自己的人”。但他又承认，”最关键的是我不懂，所以连反对的理由都说不出来”。

文革派的阵营能够反击邓小平的只有一点，就是王洪文说的：”他一点阶级分析都没有。”

如果专业上没有优势，那就只能去否定专业本身。王洪文在经济领域反对”专家治厂”，在外交领域反对”崇洋媚外”，在教育领域推崇交白卷的典型张铁生，他强调”要锻炼出一支张铁生式的反潮流干部队伍”。”

反潮流”，这是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武器。

一九七四年十月，他发动了攻击。

（下集近期播出）

比起褒贬好恶，对一个人更深的排斥是： 这是个“外人”。

定罪和翻案的书都不好看，因为一切预谋都败兴——这话适于读书、工作和爱情。有意思的总是一手的：信、日记，便条。没完成的“人”还活着：欲望，激情和“地狱一样的痛苦”，在她身处的历史结构里，有些结果难以避免，另一些不可完成。

一手材料有很多毛刺，粗糙扎手，直到播出我也没有打磨完。有些地方费了很大劲造起来，不得不全砍掉，材料有它天然的限制，只能尊重。有的地方却自己咬合了，结实稳固。我想木匠或园丁也会有这种感觉：与一个实在的东西往来。

碰上突兀，矛盾 ， 空白，大脑本能会停下来：端详。

历史容许端详。现实的噪音低下去，人进入一种类似手工劳动的状态。像婴儿时听见的声音：拉风箱，刨木头，砸石头。在这一声和下一声之间，有一个停顿，可以休息。

顾准那句话： “琢磨，捉摸，绝不可少”，不只是工作的要求，也是一种古老的愉悦。

晚上看完资料，到外头坐一会儿，抬头看见三月的星斗。

我身处何处？ 我身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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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专题演讲暨签售会｜这美丽的土地

她说：想要诚实。

“诚实指什么？”

她想了想，说： “准。”

“怎么是准？”

“就是心底之欲”

《芳华》的电影是罕见的触及文革的题材，红线从一开始就存在。 它在公映前被叫停，没有理由；怎么改，只能靠揣摩。正式上映时，有警察坐在电影院里。

“柔美起来！” 片中这句话，用来规训女舞者，镜头给历史罩上柔光。

“这公正吗？”我问她。

“这是所有不公正中最小的一种。”

这个电影有点象是严歌苓在15岁时写的日记，写给别人的眼睛，创造力躲进他们看不懂的诗。但诗化的现实有空白，它抽掉关键信息。结果是一个故事就会变得不假，但也可能不真，在鸿沟面前，导演只能来一个大跳，靠漂亮的姿势。

“诚实的敌人是漂亮”严歌苓说，‘心底之欲，就是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如果我没有说出来，我会不尊重自己”。

那位 B 站解读《芳华》的视频作者有一句话说得对：

“如果一段往事—— 一代人不提，二代人不说， 第三代人心里就会犯嘀咕： 过去发生的事情，究竟是不是真的？”

在我看来，历史亲历者可以把他们的激愤理解为一种请求： 请说话吧。

不是辩论，不是说服，而是说出事实、经验和感受——带我们进去，站在你身旁，甚至站在你身体里：

看见蚕宝宝在地上被踩成一小滩一小滩的水渍，看见一个女人变得越来越短，看见深夜里一棵挂上了背包带的树，直到看见“人民万岁”的铜像破碎，露出血肉之躯。一个人在炮火中被打烂的下巴上，爬满红蚂蚁。

说吧，说出心底之欲。

今天我采访的是这场火灾的幸存者李先生。他在烈火跟浓烟中，被围困了超过两小时。现在整个房子都是浓烟，“我开不了门啦”，他拍摄了这些记录，并在冒险拯救两位年长邻居之后一起逃生。他是充满人性的故事叙述者，同时也是这场重要的灾难现场的目击证人。

火灾初期与预警失效

解说： 当天下午两点五十一分，当过路的人拍到宏昌阁低层在着火的时候，李先生就在同一栋建筑里，二楼，离火点很近的地方。3分钟后，这栋楼里有人闻到了烟味。他按了警铃，但没有响。他只能拍门提醒几位近邻离开。到3点钟时，整个走廊已经都是浓烟，什么都看不清了。

这时李先生才收到唯一的警告，是带着孩子在外面的妻子打来了电话，转述了一位邻居很模糊的话：“着火了，离开家。”

记者： 那您听了之后的反应是什么？

李先生： 我很淡定，就换衣服。（过程近8分钟）我就觉得啊，可能是某一位邻居他煲汤没有关好火，或者是什么很小的事情。

记者： 有没有听到任何警铃？

李先生： 没有听到过任何的警铃声。警铃的声音，没有。

记者： 有没有淋洒在洒水的这样的（情况）？

李：没有。

记者：您的手机上有没有收到过要求您尽快离开这栋楼的这个提醒？

李先生： 都没有。

记者： 您打开门看到的是什么？

李先生： 第一个感觉就是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然后马上关门。

记者： 为什么？

李先生： 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跑不了。

记者： 10分钟内，火势迅速蔓延，二层被浓烟完全吞没。按照消防处的调查，宏福苑8座大楼当中住了超过4,500人。当天，所有的火警警报系统都没有启动。（画面：宏建阁有人在按警铃，但它不响。）3:10 李先生给太太打电话说我出不去了，找不到路。妻子崩溃了。

（妻子声音）： 你一出来，你第一时间要通知我啊！

（李）你冷静点，你走去，你走去地下泊车位，因为有消防员喷水，你跟他说，一定要先射二楼的窗，我家太多浓烟！

（妻子）： 我怎么冷静啊？我没事在家可以冷静，现在你在家，我怎么冷静？

易燃材料与逃生受阻

记者：大火随着强风正在向另外的楼蔓延。李先生看到竹棚、防护网和挡着窗户的泡沫板都在燃烧。香港保安局认为，防护网本来应该阻燃，但是因为质量原因成为了火源。这些白色的发泡胶，就封在每一家的玻璃外面。这种高度易燃物，从2024年外墙维修的时候，封了整整一年。居民就像在一个没有光，没有风的壳里活着。（9月视频）

李先生： 所有窗户都是封着，完全是看不到外面的。

记者： 这个过程您有过对于安全的忧虑吗？

李先生： 我是问我太太，为什么要这样挡住阳光，根本进不来啊，我也看不到外边，感觉就被困住一样。那时候她说，（工人说）贴的那些所有胶都是为了保护玻璃。

记者： 在这个建筑里面，有没有过这种消防的演习？

李先生： 我肯定这十年以内，我都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演习。很幸运，我那时候的窗户外面是没有这种封包（指发泡胶）的。

记者：否则呢？

李：我的窗户很快就应该受热的时候就爆开了。

（香港保安局调查）这些发泡胶在起火之后，高温会使玻璃爆裂，火焰冲入室内之后，内外同时大范围起火。李先生的家在二楼，一部分的施工已经完成，所以窗户外的板被拆掉了。

记者：当时你有没有过一种冲动，就是把玻璃打开，从二楼跳下去，或者找床单滑下去？有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李先生： 每一分钟我都想用这种方法逃出去，但是却又很害怕。

记者： 主要是怕什么？

李先生： 因为楼上一直在着火嘛，那个竹棚或者是一些杂物一直丢下来，丢到地面，累积了很多，而且它们都着火。如果跳下去的话，有可能被一些尖锐的东西会刺穿我的身体。

解说： 他看到竹棚的脚手架坍塌之后，杂物不断坠落，已经堆了一米多高，整个地面成了火场，而楼下停的车辆也在燃烧。他离消防员这么近，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但不论怎么大声呼喊和用手机闪光，都没有用。

李先生： 整栋楼是每一次爆炸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微微的震动，就是嘣，它就震动，嘣，它就震动。还有那个竹棚，那个竹子烧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还有一些杂物丢下来的，嘣嘣嘣嘣噼里啪啦，很多这种的声音。

记者： 我听上去有点像一个人在战场上。

李先生： 嗯，其实那时候我有这种感觉。

冒险救援

记者： 3点半，消防员何伟豪已经走到这栋建筑的一层电梯口，离李先生很近了，但他在这个地方倒下，在严重烧伤吸入浓烟之后殉职。几乎是同一时间，李先生听到了走廊中有人在呼喊，他拉开了门，冲进了之前最恐惧的黑暗里。浓烟让他喉咙灼热，眼泪直流。

李先生： 在外面（的人）会很危险，所以第二次开门的时候，我是冲出去把人找出来的。

记者： 您当时怎么保护自己的？

李先生： 我就简单一块湿的布，就盖住自己的鼻子，也没有想过要裹着身躯，或是什么都没想过，就冲出去外面，所以应该是没有保护吧。

记者： 按理说一个人求生的冲动，那时候是应该是最强的

李先生：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我觉得我自己在家里面感受很孤独、孤单，然后有声音的时候，我想逃离这种孤单的感觉，所以我跑出去。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这种想法。

记者：就是在一种极端状态下，跟同类跟同胞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李先生： 嗯对对，有可能是这样子。

解说：李先生刚刚从高层搬到二楼才两个月，一个邻居都还不认识。无法辨识呼喊者是哪一户，在哪个方向。

李先生： 我打开手机，那个电筒的功能，我发现是完全没用的，根本没有光可言。我只能摸着那个墙，墙壁，去一步一步向前地走。因为没有方向感可言，没有距离感可言。我们只能不停地喊：“啊，过来啊过来啊，啊！”我摸到他们的身体，把他们拉过来，然后就转身马上开门回到家里面。

记者：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回家呢？

李先生： 当时给我的感觉，整个空间，最安全的地方应该是家里面。

解说： 进门之后，邻居夫妇告诉他，曾经在走廊里听到一位外籍的家政工人在喊“婆婆，婆婆”。李先生想出去找她们，但无法分辨方向。

李先生： 在这个事情当中，你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没办法去找到婆婆跟姐姐（注：香港人对外籍家政工人的称呼）。人命啊。感觉有两条人命在我面前，没有把握好，我没有把握好。

记者： 这不是您的责任。

李先生： 嗯。很多人也这样跟我说了：“你已经尝试过。”（但）我没有尝试过，我没有再出去过，因为我没有再出去，我没有尝试过。

记者： 您是在为这个瞬间责备自己吗？

李先生： 有。最让我难过是他们说婆婆离开的时候，判断的时间是6点左右。

记者： 为什么这个时间让你难过呢？

李先生： 我是5点逃出去。如果逃出去之前我能找到婆婆，她不会在6点钟死亡。

解说： 宏福苑超过1/3的住户是65岁以上的老人，很多要依赖外界的家政工人照顾。在这次灾难中，他们同时受到重创。新闻画面显示，一个小时内，至少5栋楼同时燃烧，全港700多名消防员，百余辆消防车全部投入战斗，但这远远不够。其中一位消防员写道：“我们面对的是地狱。”这是他们拍下的被焚烧过的房屋的内部。很多人不见了，无法识别，因为成了灰烬。

女警哭泣：无法带出所有失联者。

记者： 以当时火灾的程度，就算您找到她，恐怕你们两个人的生命都在非常大的危险里面。您能不能跑出来都很难讲。

李先生： 对我有很多想法，就是如果没有那么黑，如果她们再喊一两声，我觉得我能找到她们，就这种想法。

记者： 那个印尼的佣人怎么样了？

李先生： 那个姐姐也一起走了。她没有丢下婆婆离开，她很勇敢，她陪着婆婆一起离开。

解说： 这位婆婆的女儿知道李先生的故事之后，通过媒体转告他：“谢谢你让我知道，在最后时刻有人在我母亲身边呼叫她。你已经尽力了，不要内疚。这一路很漫长，我很感谢有朋友一起哭泣。”

逃生路断绝与道别

（妻子电话录音）： 你出来没有啊？刚刚听到有爆炸声。如果还没有，我再去催他们。因为有很多人已经戴上氧气口罩出来了。

记者： 李先生的邻居之所以冒险夺门而出，是因为玻璃爆裂，火烧进了家中。他们都意识到火场不可久留。李先生打电话问妻子，从大堂冲出去是否可行。太太回答说大堂里全是火。李先生剩下唯一的希望，是一层的另一个出口逃生门，但是那位70多岁的男性邻居的一句话，把这条路也切断了。

李先生： 如果我要很高速地跑到下面去，应该不到，不到一分钟我们可以闭气。我们把毛巾裹着我们的身躯，逃的机会率还是会有的。他（邻居）说那个门是一直锁着的。

记者： 用来逃生的门？那个门是真的被锁了吗？

李先生： 我不敢拿生命去赌。我连逃生门的门我都没看见，我怎么跑？我又没听到有警钟的声音，我怎么察觉？所以我是没有想过，那一刻，我没有再想过我要从门口去逃离了。

解说： 从监控看，火灾刚起，本来应该隔绝火焰的逃生楼梯上就已经全都是烟，居民只好坐电梯离开。警方后来在楼梯、走廊、天台都发现了多具遗体。

李先生： 那时候那个门不是用来逃生的，那个门是让你去死亡。

记者： 逃生门到底有没有被锁上这件事情，目前我没有查到官方信息，李先生事后也没有再问过。他说从警铃沉默的那一刻开始，他对整个系统已经绝望。事后他写下当时的心情：“我知道最后的生路已断，我将被囚禁在这座名为‘家’的炼狱中”。就在此时，他母亲打来了电话。

李先生： 妈妈曾经有打电话给我，嗯我就故意装着很轻松，我说有事吗？没有哦，我跟你说消防准备在救我了，我要收拾东西，我要跑路了。我就很轻松这样去骗她了。然后挂断电话之后，我就开始有点想要流眼泪，有点舍不得。

记者： 她当时相信了吗？

李先生： 她相信。因为我跟她说我看到消防员了，他们在准备来救我了，不用担心。

记者： 实际上呢？

李先生： 实际上我看到消防员，但是他们看不到我，在窗外面。

解说： 从窗户他能够看到消防员正拿着水枪对着高层喷射。他和那对夫妻一起大力拍玻璃挥手，但是外面看不到也听不到。他们三人轮番打电话求助，但所有人的回答都一样：“等”。此时，电力全停。

李先生： 我跟他们说不要担心，我们今天不会死啊。我安排他们在房间里面休息，因为我当时我家里面的房间是，我觉得是烟雾是最少的地方。还有，给他们倒水，还有（给他们）那个电风扇，那个充电的电风扇，因为当时“嚓”一声，那个全家的电都已经没有了，没有电源。

记者： 那时候你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李先生： 跳出去。一直想要跳出去。但是，有想过，因为邻居也不是很年轻，大概是60多70吧，我不能自己跳出去啊。把他们留下来怎么办？

记者： 他们对你来说那时候还是陌生人对吧？你要拿您自己的生命来对他们负责任吗？

李先生： 无论是很熟的人或者是陌生人，我也很不愿意看到有人在我面前死亡，或者是伤害啊。应该没有人会能接受这个结局吧。

记者： 那您也知道您太太正在在外面在等您，还有两个孩子。

李先生： 我有一瞬间是感受，感受到死亡来临的时候，我有拜托我的朋友帮我照顾我的孩子，妻儿那些。

记者： 将近4点时，李先生给一位好朋友发了信息，把儿子女儿托付给他，附了一张家中全是黑烟的照片作为解释。

记者： 他（朋友）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李先生： 他还问我有没有去看病啊，你搞什么鬼啊？我跟他说我这次跑不了了。什么他以为是网络的图片或者什么。

解说：之后，他坐在窗边，写道“静静看着满天黑色的雪花，混着火星自天而降”。李先生决定在最后一刻来到，之前他不给妻子打电话。

李先生：因为窗户还没爆，身体还没有着火。可能是身体着火，那一瞬间我会打电话给她了。

记者： 说什么呢？

李先生： 道别。嗯。照顾好孩子。

（孩子家庭视频/钢琴《童年时》）

突围

解说：（照片） 房间越来越暗，窗户越来越红。李先生撕下窗帘，挪开床垫，试图把它们移的离窗户再远一点。但是，他们四口之家同住在这一间卧室里，实在没有多少空间。4点半左右，家中这扇窗要顶不住了。李先生闻到了浓烈的烟味和烧焦的臭味。他把自家的衣服鞋子找了出来，给只穿着睡衣和拖鞋的邻居夫妇换上，让他们戴好帽子，告诉他们----最后时刻要到了。玻璃爆裂的那一瞬间，火从外面攻进来的时候，就一起从客厅的窗户跳下去。

三个呼吸困难的人拼命拍打玻璃，用手机灯光照向消防员。有一位消防员终于看见了他们。李先生指着那扇着火的窗户，底下的水枪随即喷射，把火压了下去。但是云梯却无法靠近，它被竹棚挡住了。李先生说这是他最绝望的时刻：终于被发现了，却不能获救。此时一直催问消息的朋友问消防到了没有。他终于说到了。朋友如释重负，说好出来了。（截图）他说没有。等你记住我。这是最后的告别。

记者： 此后的心情，李先生没有多谈，而是发了这段视频给我。这是他们一家人在桂林旅行时的拍摄，可以听到漓江的流动，撑篙的人破水的声音。我问他为什么发来这段视频，他对我说：“这是我心中风景的绝佳之地。对我而言，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我’这个存在，如何从开始走向终结的历程。我与家人共度过欢欣，品尝过美味的食物，看过壮阔的风景，这是寻常的人生里一段欢喜光亮。”

记者： 下午五点，李先生头顶的一层楼已经烧穿，脚下的一层楼也已经烧穿。云梯冒险逼近，他们必须突围。

记者： 您当时什么反应？

李先生： 我说呀你们先走吧。因为我还年轻啊，我还能忍受一下，我撑得住啊。反正我都把你们救救回来了，没理由把你们留下来吧。嗯，就这样我让他们，我说必须走，必须走快点走快点走这样子。

记者： 邻居走后几分钟，云梯回来接他。李先生侧过身体，从窗户跨出，再跨过竹棚，踏上云梯。头顶不断有东西坠落，像战场里的（带）火（的）箭。消防员叫他蹲下，抱住头，用冰冷的水一直浇在他身上。他对我说，冻得发抖，有一种恍惚感，心里想全世界都在下大雨，但怎么还有火，那么多的火。

李先生： 仿佛是，全世界都停顿下来。我觉得很安静。

记者： 那是怎么回事？

李先生： 好像是，嗯，仿佛是没有听觉了。那时候没有留意到四周围的声音，完全没有留意。曾经有一刻我在想哇，我很幸运，终于被救。会不会在这么幸运的过程中，我也很倒霉，再被上面的东西砸到，砸死我，死在云梯上面。我觉得很漫长，比我困在家里面的感觉更漫长。

记者： 到达安全地带给太太报完平安之后，李先生做的第一件事是回身拍下火中的家。他手机相册里的上一张照片，是女儿在这个家里翻跟斗的样子。

李先生： 所以我就拿手机拍下来，算是一种跟它（家）道别吧。很多人跟我说命是最重要，逃出来是最重要，你可以再买过（家里的东西），但有些东西不是你再买过就没事了，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有故事，每一个物件都有它们的，我跟它们的相处的感情、回忆。

记者： 您从家离开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出来吗？

李先生： 最后我拿了护照，拿了我孩子每天都要玩的iPad，呃，跟手机。拿了我太太的手表。我都是拿别人的东西。我自己的钱包，我身份证什么都没拿，我忘了啊。如果没忘我应该会拿。但是那一次，那时候我是只想着，他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记者： 此时太太和孩子被隔离在远处一家小区的麦当劳。他带着满脸的黑灰走了进去。

李先生： 我女儿就跑过来，抱着爸爸说：“啊爸爸没死啊，爸爸不用死了！”我儿子就坐在一边，一直的很冷静地泪流满面，一直在很心疼的样子。然后他第一句话不是爸爸没事，他第一句话是我的玩具没有了。他的玩具，他最爱的。他说他电话的账号，他不记得密码了，没法再打游戏了。

记者： 他几岁？

李先生： 十岁。

李先生： 然后我从包里面，我就把女儿的iPad跟我儿子的电话我拿出来啊。小孩子真的很天真哦，马上就笑起来说：“啊，爸爸很厉害，爸爸有拿手机给我啊。”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候选择要拿什么的时候，这个选择是没错。我还好我有把他们的，呃，他们认为珍贵的东西要拿出来。

记者： 那你太太从洗手间出来看到你，她是什么反应？

李先生： 没有拥抱，没有。对。就是眼神的交流吧。就觉得啊，安全就好。可能因为是当时你，无论是千言万语也没法表达那种看到，再次看到亲人的感觉了。

灾后

解说： 安顿好家人之后，已经是半夜。李先生才感到自己头昏。他不愿意和伤者争救护车，就让那位好朋友开车，送他去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医院。朋友知道他平安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爱你”。然后，就像是要掩饰这种脱口而出的感情，他又说了几句粗话。李先生说，有的感情他说不出口，所以两个男人就互相开了一阵子冒傻气的玩笑。

凌晨3点，护士给李先生输液。她问：“你着急回家吗？”那一刻，他意识到他没有家了。

李先生： 隔天的早上起来，早餐在面前的时候才觉得啊，原来我已经很饿了。嗯。那是我，很冷静的，第一次很冷静地流眼泪。嗯，是不停的流，一边吃那个粥，白粥，一边流眼泪啊。

记者： 为什么你说是很冷静地流？

李先生： 没有情绪。放空的情况下流眼泪可能是，嗯。可能是反应过来，我在害怕了。

记者： 这种心情你跟家里人说过吗？

李先生： 没有。访问时也没有。就刚刚第一次回想起来。

记者： 离开医院之后，李先生在第二天曾经回到家附近，远远拍下了这张照片，看着大火熄灭之后的废墟。他说心里很平静，但空空荡荡，那是“失去”这两个字的感觉。宏福苑是四十岁的他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他的孩子出生长大的地方。现在两天里，他们换了三次不同的住处。家中玩具一个都没拿出来。女儿想要那个陪着她长大的公仔。李先生手边已经没有多少钱，但他对我说：“还好宜家的玩具比较便宜。”他给孩子买了一个。这几天两个孩子都在呕吐发烧，穿着袖子拖到手腕的别人的衣服。但走在路上，他们经常会回头看父亲一眼，带着笑脸。

记者： 很多人会觉得说，你现在可以说一无所有，也不知道未来住在哪儿，怎么生活。你心里有慌乱吗？

李先生： 嗯。没有。很冷静。觉得我还跟我太太说我现在两袖清风啊，活得自在啊。当然是开玩笑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不是衣服，不是吃的，因为我都有能力，还有能力。我不想去排队，不想去感觉自己已经很不幸运了，我还要去东奔西跑地去生活。

李先生： 我觉得唯一的想法是，告诉我，为什么会着火？

记者： 为什么这点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李先生： 我觉得要有人出来负责任吧。要还一些不幸离世的人一个公道。因为我刚有跟你说，我之前是住在比较高层的，我知道那一层当时在的人全都是“失联”，不是生不是死，是凭空消失了。

记者： 那您为什么提起他们？

李先生： 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他们呐。因为是，我一出生就他们看着。过年的时候他们会给我红包。有时候妈妈上班肚子饿的时候，我会敲门的，哎，能不能给我零食或者什么，都对我很照顾。小时候顽皮啊，在外面踢球的时候，有时候球会踢到他们的门，造成一些声音，又很担心给他们去骂。有跟他们的孩子一起去长大，他们看着我毕业出来，社会工作，有家庭，当孩子的爸----整个人生的过程他们都好像有参与过。邻居都是这样吧。多年邻居。但是，原来一张合影都没有。只能在自己的脑海中去幻想他们的模样。

（埋头哭泣）

李先生家庭视频：奔跑的孩子们将无人机射上天空，从高空俯瞰宏福苑。（2022年）

柴静：
很多人跟我讲，龙应台是受不了政治了，所以她躲到了深山。是这样吗？

龙应台：
每天早上在七点到七点半之间，战斗机从我头上飞过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在这个林间小路带着两只狗走路的时候。同时有猴子的声音在森林里头传出来，同时是我的狗，然后我还听得见我家的鸡叫。

柴静：
这种反差冲突在你心理上是什么感受？

龙应台：
什么叫做跟战斗机无关的田园生活呢？
种田的人他需要风调雨顺，他的孩子也要受教育，要读书、要有前途去考虑，还有生命要考虑。我原住民的这个一起喝酒吃饭的姐妹们，会在想她们的儿子是在部队里头。
怎么会有一个跟战争、跟国家大事无关的田园生活呢？那不存在啊。既然是写过《大江大海》的话。

柴静：
《大江大海1949》，这是台湾作家龙应台在2009年的著作。16年来它在大陆没有办法出版，但是却广为流传。大陆历史学者高华曾经说过：“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地对内战历史做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龙应台可算第一人。”近期两岸关系动荡，龙应台把2009年的纪录片重新上传网络。

柴静：
为什么您要把这部纪录片在这个时候放出来？

龙应台：
2009的时候写《大江大海》，是对于当时60年前的内战做一个大的反思。那当时的两岸，还没有到16年之后的今天的这种兵凶战危的时刻。如果我们两岸的人，对于战争所会带来的这种巨大的民族伤害，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不去做最大的努力的话，那就真的是说你在一百年之内，难道是要做第二度，再做这样巨大的自我伤害吗？这真的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了，这真的是最重要的课题吧。

2 被留在火车站的孩子—-当掌权的人要激起你的仇恨，你必须明白仇恨是什么东西

龙应台的家庭就是内战的见证。她的父亲龙槐生15岁加入国军，18岁作为宪兵参加南京保卫战，在1949年撤往台湾。龙应台在三年后出生，她的名字，是父母纪念孩子降生的地方。正式采访之前，龙应台请我稍等，她要先安顿好已经百岁高龄的母亲。她的母亲美君失忆了，已经忘记了台湾和女儿，只记得自己童年的故乡浙江淳安——那个在1959年大跃进之中沉到水下的千年古城。龙应台的母亲已经忘记了眼前的女儿，也忘记了1949年被她留在大陆的儿子。当年她远去湖南的婆婆家接这个孩子，却在衡山火车站，把一岁多的婴儿留了下来。

柴静：都已经抱在怀里了，怎么肯在这个火车站放手呢？

龙应台：我妈也绝对不知道那是一辈子的事啊。那个时候的孩子在逃难的火车里头，是随时都可能会被挤死、被踩死的。她因为放不下，所以千辛万苦又回去想接他。然后还是在火车里头，孩子一定是抵死不从，这一个陌生的女人把他抱到怀里。到最后一秒钟，她做了一个此生最大的、最大的错误的决定。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内战很快就会结束。有一场内战，快80年了。

柴静：你妈妈后来跟你讲过这个哥哥吗？

龙应台：他们很少讲。因为在台湾，一直到解严前，你就是写了给儿子的信，你都可能坐牢的，是个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经验就是，他们自己关在厨房里头的窃窃私语，他们害怕，他们可能也怕孩子说出去吧。

解说：两岸分治之后，残酷和恐惧仍然在塑造双方社会。1949年，中华民国立法院通过了《惩治叛乱条例》，通行口号是“匪谍就在你身边”。而大陆在1951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压国民党残余势力。从1949到1980年之间，两岸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书信往来。

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三年之后，在美国读书的龙应台才敢写信回大陆寻找哥哥龙应扬。她当时23岁。每次从微薄的助学金中拿出10美元，夹在信中寄给大哥。此时大陆文革仍未结束，她要在钱的外面多裹一层纸，避免被发现。1985年，她不顾台湾仍在戒严状态，冒险去了广州和大哥会合。

龙应台：我下这个大巴士的那一刻，下面一堆满满都是人头，我一眼就看到，就是他，因为他有我妈的眼睛，很神奇。到后来当我开始文章在大陆发表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所有大陆的版税都是直接给那个大哥的。

柴静：你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份…好像是责任一样？

龙应台：在台湾的四个兄弟姐妹，有三个是博士。有一个没有得博士呢，他有三个硕士学位。然后这个哥哥，因为政治的关系，所以他不要说没有亲生的父母，他连上学都没有机会。他因为成份不好，变成一个农民。那我们都觉得亏欠他呀。他就是《大江大海》里头那个追火车的小孩。

龙应扬告诉妹妹，他幼年的时候在学校受了欺负，只想找到妈妈，对她痛哭一场。但是孩子没有照片，他唯一的印象是妈妈是卷头发。于是，他就回到1949年跟她离别的衡山火车站。每一辆火车路过的时候，他就对着车厢当中的卷发女性喊“妈妈”，边追边喊。写《大江大海》的时候，龙应台在衡山火车站，曾经感受那些火车驶过站台时的震动。近40年后，这个家庭才在香港重聚。

龙应台：我父亲一向他是一个比较天真的，然后感情表达很直接很充沛的人，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与儿子）抱头痛哭的，他们的见面。我妈呢？我不太明了的是，我母亲比较深沉，她不是那么情感外露。

柴静：她面对你大哥什么反应？

龙应台：我说了我不知道你会要哭还是要笑——我哥讲的话她一句都听不懂。

解说：
荒诞的残酷，是《大江大海》这本书带给阅读者常有的体验。比如说，当坐在湘江的小船之上，龙应台的大哥告诉她，他们的奶奶是共产党。他告诉我说：我这个奶奶呢，乡下人，不识字的奶奶，农民，是扛着锄头带着她的小儿子去听毛泽东演讲，那个人就是我爸。你就觉得……我不是当场就晕倒了吗。

解说：
龙应台特地去了一趟南岳庙，也就是1927年，她奶奶和父亲站在台下听毛泽东演讲的地方。正在此行之后，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解说：
龙应台奶奶加入了当地农民协会，参加对地主的斗争。但她15岁的儿子加入了国民党宪兵队，去找一口饭吃。

柴静：
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奶奶怎么会让你父亲去参加国军呢？

龙应台：
她可能也不知道国军跟共军的差别吧，跟八路军的差别吧。

柴静：
喔，真的。

龙应台：
就像我父亲，15岁的父亲，他那个时候如果是共军、八路军去那儿招兵了，他大概也去了吧。

柴静：
你了解之后会不会让你对国共的内战，有一个新的打量的机会？

龙应台：
我想要让读者可以看见的是，因为这么残酷的事情就发生在你自己的亲生的父母或祖父母身上，你不能不去想，你不能不看清楚。当战争有必要的时候，掌权的人，他一定要激起你足够的仇恨，你才能会去杀。但是你作为那个螺丝钉，作为那个机器去杀人的那个人，你必须要知道仇恨是什么东西，知道残酷是什么意思，知道仇恨来自哪里，是谁要你有足够的仇恨，他要你仇恨的对方是什么人。

解说：
1949年，龙槐生已经是宪兵连连长。火车经过衡山的时候，母亲从山沟里走到车站来见他。她母亲连夜地赶着纳了一双鞋底，就是从此天涯永别吧。母亲把那一双纳好的鞋底，塞到他的背包里头去。

龙应台：
那双鞋底我带着。

柴静：
您父亲后来用过这个鞋底吗？

龙应台：
没有，没有用，他永远保存着。我自己在22岁离开台湾，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我的母亲亲手织了一件毛线外套给我，红色的毛线衣。那一件毛线衣我一辈子没穿，到现在还在那儿。所以那双鞋底，我想象是他绝对舍不得穿的，

柴静：
或者他也有一份抱歉?就像是……

龙应台：
非常，那个抱歉，永远，对，是永远的抱歉。那这是我所有的采访当年的国军啊，我见到面的时候的白发老人，没有一个人，不怀抱着最深的对母亲的歉疚。

痖弦视频：母亲临走时给我背包里塞油饼，我不耐烦，“干什么你？”，然后队伍走了，我记得，我没有回头（落泪）

解说：
这一代人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回到故乡。给痖弦做油饼的母亲死于大饥荒，临终之前对身边人说：“将来我儿子回来，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1995年，当龙应台的母亲回到淳安的时候，她父亲的坟已经埋在湖下。一位同乡靠着记忆，画下了淳安古城的山水和屋瓦，在这张手绘的图上，她找到了父亲坟的位置。

解说：
2004年，龙应台把父亲骨灰安葬在衡山脚下。当老人乡音的挽歌响起时，她痛哭流涕。

老人挽歌：人生百年容易过，罄竹难书是骨肉情

3 用文学给成千上万因内战而死的人上香

解说：
在父亲过世五年、母亲失忆之后，龙应台才动笔写《大江大海1949》。那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如果不记录，这成千上万人骨肉分离的历史，连同那段挽歌都会消失。

视频：龙应台父亲生前拍摄视频

解说：
龙槐生在台南乡下当了一辈子警察。有时候他想谈一谈战争，自说自话，说“死的人好多”。孩子们没有人理他。龙应台还记得，父亲拿起警帽出去的时候，纱门自动弹回来，砰的一声。她写道：“很多年，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的，一次都没有给过。”

柴静：
你采访过一位姓杨的一位老先生，他的女儿说他总是常常在噩梦中醒来，但是在生活中又不诉说。

龙应台：
在台湾，我父亲的那一代，国军撤退的那一代。他经历过那么大的羞辱跟挫败感跟痛苦。当你下一辈的人，对你其实没有什么了解的时候，你凡是对于不了解你的痛苦的人，你不会有诉说的欲望。因为你不会被重视，也不会被真正地诚恳地聆听。

解说：有人不愿意说，有人不敢说，而有人连说的语言都失去了。在龙应台采访的时候，有一位台东士兵，17岁被征入国军，在徐蚌会战（大陆称：淮海战役）中被俘成了解放军。再回家乡时，他已经92岁，当地族人已经听不懂他的语言，而童年的玩伴成了他当年战场上的敌人。

视频：童年伙伴谈战场为敌

龙应台：徐蚌会战的那个部分，国军——徐蚌会战，大陆称淮海。淮海战役多么惨，惨到冰天雪地里头，是杀了自己的马来吃。然后一个炮弹打下来，结果是这个弟兄们的自己的尸块掉到那个碗里头去的。

解说：
《大江大海1949》是一本太残酷的书了，太残酷的书了。两军对峙，相互厮杀，你杀了半天，到最后对方那个杀你的，或者你杀的那个人，其实是你隔壁村子的小孩。

解说：
23岁的女孩卢雪芳，在济南战役之后穿过街头，她看到一个国民党伤兵，伤口没有包扎，披着一个破麻袋，冻得浑身发抖。

卢雪芳视频：我对嘲笑他的人说：你是打了胜仗嘛，你打败了不是一样没人管你？

解说：
龙应台写到1946年，盐城的雪地里，掩埋着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他们的口袋里有家书和照片。而同一城市的护城河中，国军尸体超过了3,000具，他们多是年轻的脸，农民的孩子。

解说：
《大江大海》曾经引起学界的争议。有大陆的学者认为，“当交战搏杀的暴力被不分轻重、不分界限地指责，任何战争的意义都会从此彻底消解。”台湾作家李敖说，“大江大海只看到现象，没追求原因。”但大陆历史学者高华认为，“两岸的历史书写中，很少见如此紧密地将研究与人性的关切联系在一起。”

柴静：
所以为什么要写下这一点人性呢？

龙应台：
人性，不就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吗？

柴静：那介入战争、发动战争者，甚至屠杀者，每个人都有可能有自己的人性。如果你把他们作为一个人呈现的话，这样一来…

龙应台：
那所以是不是能够期待说，每一个人，当你对人性、每一个个人的尊严跟自省的能力，都更高的时候，战争是不是就跟着更少一点呢？

柴静：
你（写作）的原则是什么？

龙应台：
我的原则就是，我要把那一代人的记忆，设法找出来。

解说：
内战中受创伤最深的是平民，但是国共双方都没有统计他们的伤亡和数量。

龙应台采访平民视频：

《大江大海1949》中最惨烈的场面是1948年的长春围城。她写到：“十万解放军在城外，十万国军在城内，桥上是守兵，下了桥，两军对峙的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是尸体。”

龙应台对国共双方皆有批评。她既写到守长春的国军部队之间，因为抢粮食而发生部队之间的火拼，也写到林彪的报告中阻拦饥民出城的描述。林彪自己描述的说居民抱着婴儿，匍匐就跪在解放军士兵的面前，求他们放他们出去，因为都饿死了啊，真是，惨不忍睹。

龙应台：那更惊人的不是这种惨烈的历史，而是它竟然可以从历史上消失。

柴静：这个事情台湾的记载当中没有吗？

龙应台：我采访的老国军里头，也没有碰到任何人来谈这件事情。不要说大陆，在台湾都没有真的浮出台面来。

解说：
龙应台发现，来台的国民党军队在仓皇撤退中遗失了大量资料，而且身为战败一方，不愿意重提往事。长春围城在两岸叙述中都消失了。龙应台在书中写过，在长春为她开车的司机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段历史，而他的大伯就是当年的解放军。龙应台让他当着自己的面打电话跟大伯询问过往，在电话中，长辈回忆了这段历史，说到当年的难民抱着婴儿央求他放行，他也落下泪来，但只能执行命令。

龙应台：
我就是不要写一个历史学者的作品，我要的就是像他（司机）这样的年轻人，他会读得下去的东西。

柴静：
那您写的是什么？

龙应台：
它是文学，它就是文学。这本书啊，你知道我在香港写的。嗯。那在香港大学的一个非常孤独的环境，然后冬天的时候，那个一片黑，然后树林那种呼啸之声过来，真是觉得那些鬼魂都在我身边的感觉啊。所以那个时候核心的心情是，我要为这个上千上万的因内战而死的人，这是一个文学上香。

一个人的记忆是一种抵抗，那也是半盏蜡烛，在一个黑房子里。

柴静：
但你怎么跟一个特别宏大的叙事来对抗？

龙应台：
我当时也是鼓励所有的年轻人，你就赶快回家或回乡，拿着你的录音的器材，去访问你家的老人，祖父祖母、外公外婆、村子的老人，你用个人记忆的大的汇流，来对抗一个垄断性的国家大叙述，这才会有个人的觉醒啊。

4“为什么60年后，龙应台才讲出这些骇人的经验？——很多残酷来自不安”

解说：
龙应台曾经写过，在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经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去抓一位小学老师。这位老师冲出教室，特务们紧随其后。此后这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展开，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之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

柴静：
您在写《大江大海》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

龙应台：
残酷来自不安，对。一个带有恐惧的机器吧，它会先行整肃内部，这几乎是一个权力的规律。

解说：
《大江大海1949》中记录了山东澎湖流亡学校的7名师生被当成“匪谍”嫌疑枪杀，其因是这8,000名学生一路颠沛流离，跟随国军来到台湾，他们只想找到一方安静的土地读书，拒绝被征入伍。

解说：
这位面对李司令举手想要发言的学生，被刺刀一刺之后，当即跪下。从此以后他装作哑巴。不论别人怎么测试，他拒不开口。这样的沉默背后是因言获罪的恐惧。在大陆，同一时期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开始。据高华（引用文献）统计，约71万人被镇压。这些史实，双方教科书中都没有。历史被覆盖了，甚至连对它的观念都抹去了。

龙应台：
我就是那个早上6,000个孩子升旗典礼唱国歌的那个场合里头，每天早上（我）带着一本小……不是小红书，小册子，到那个司令台上去恭读总统训词的人。那所以在美国读到这个国民党杀共产党那个历程的时候，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以前认为）国民党不都是正确的吗？都是好的吗？都是光明的吗？都是正义的吗？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

柴静：
为什么这个会震撼呢？你不是在一个抓匪谍的这么一个时代气氛里面长大的吗？这种敌对应该是……

龙应台：杀“匪谍”好像是正确的嘛，在那个时候。但是我在那边读到英文的这个国共的那个历程里头，它不是这么说的呀。它不是一个正义的杀害啊，它是屠杀啊。后来写《野火集》跟这个有关。

柴静：怎么讲？

龙应台：
后来写《野火集》呢，是想说就不要让下一代继续被骗吧，有那个心情在内。

解说：
1984年，龙应台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台湾引发燎原之势。次年，《野火集》成书之后，不到一个月再版24次，成为推动台湾民主化的力量。但龙应台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1986年，她移居欧洲。在告别台湾的演讲中说，她深深恐惧，并希望下一代有不必恐惧的自由。同一时期，大陆的改革开放也带来探索历史禁忌的可能，和同样触碰禁忌的压力。

崔健音乐：一块红布

2006年，我制作了《唐山地震30年》。在采访的时候，我问当年救治灾民的医生，为什么你不把你所看到的告诉后代？她笑了一下，问我：反右你知道多少？镇反你知道多少？大饥荒你知道多少？这段采访没有播。即使如此，我和我的栏目也因为回顾这段历史受到了批评。

柴静：
我以为我当年不知道反右，不知道镇反，是大陆特色。没想到台湾也是这样的。

龙应台：
一样的，是的。所以。所以怎么只有一条线是隔绝两岸呢？那是不是那条线可以这样横的划下来？那换句话说，我们都是对于自由有所追求的，对于个人的尊严，有相当程度的重视跟坚持的，以及维持着对于国家的政权的任何的机器保持高度的警戒的态度的人，我们是同一国的。实际这一条线是这样划的，而不是这样划的。

第四节 当你看到对方的伤跟痛，你会下不了刀

解说：
战争需要阵营，所以它经常用地域、语言、血亲、历史来划分人。“你是哪里人”？这句话是龙应台少年时代最大的困惑，因为她是班上唯一的“外省婴仔”，其他59位叫“台湾人”。她说清明节时朋友们上坟，她独自站在海边木麻黄树下远望。她的身份证上写着：湖南。可是当她在纽约遇到第一代湖南留学生，对方说“我是湖南人，你是哪里人”，她一时语塞，那一刻才明白自己其实是台湾人。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写：“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来自流离。”

解说：
写《大江大海》时，龙应台说，她不把人分为国军共军、本省人外省人，所有不愿意受战争之苦的人，都属于同一国。所以在1949年150万大陆军民登陆的码头，她看到另一群人的痛苦同样深重。

龙应台：
你不能只看那个突然上岸、上了码头的那群人，而不知道这个在岸上（的600万人）突然看到150万到200万人涌上码头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感觉。但（要了解）他们的话，你就必须进入1945之前。为什么这个角度？因为是一种碰撞，是一个碰撞。这两股人潮在1949年迎面撞上，被绑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彼此却一无所知。

解说：
殖民时期，台湾曾经被卷入二战，日本军国主义的机器碾过双方，普通人带来的痛苦延续数代。龙应台在书中写道，她走在南京父亲当年杀出日军重围的血路上，想起他常背的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她也写到父亲敌人的故事。1944年12月，台湾医生郑子昌接到日军征召令，要求他效忠天皇、为国而战。此时他的儿子宏铭才刚刚满月。在郑子昌乘坐的“神靖丸”号海轮沉没之前，他给太太寄出了最后一张明信片，写着：“故乡的梅花，应该是绽放的时节吧。”他的儿子郑宏铭一生没有叫过父亲。

郑宏铭采访：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我母亲仅有说过一次，你的头发的味道像你父亲一样。

解说：
负责校对《大江大海》这本书的年轻女孩看到此处放声大哭，因为她的祖父在醉酒之后总是高唱日本军歌，她以亲人为耻。人性和政治冲突得太深。

柴静：
为什么要同时写出这两种彼此冲突的情感？

龙应台：
你没有那个冲突，你怎么会去思考呢？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冲突？那个机器为什么是错的？那为什么在1941年的时候，明明是日本的这个海军跟陆军大臣其实都不赞成，个人都不赞成偷袭珍珠港的，为什么最后做出的决策是去轰炸呢？

龙应台：
《大江大海》跟现实太有关了。就是说你说中国大陆的人民每一个人，他不该思考他现在在什么机器里头吗？你说在台湾的这一边，我们生活在这里，那我们如果要让台湾变成一个战场的话，那是为什么？而且那个决策是怎么做的？那个走到那一步，这个中间每一步是怎么走过去的？难道不是每一个个人都该想的事情吗？那你没有冲突的话，你不会去想的。

解说：
在书中龙应台写道，殖民时代的台湾人如何被改换名字、语言和身份。少年时代在校长带领下每天向天皇居所遥拜。台湾民歌《雨夜花》被改写成《荣誉的军夫》，歌词成了“献与天皇，我的生命，为着国家，不会怜惜”。龙应台采访的柯景星在20岁时被征入日军，名字改成了“河村辉星”。军训的方式是两排新兵面对面站着互打耳光，训练服从。日后柯景星的上级要求他杀死一位印度战俘时，他服从了。战后他被判刑7年。

龙应台：
他到90岁的时候跟我在讲述那个过程的时候，他还会跟我说，他永远会记得，当下刀的时候，（战俘）眼睛里的那种恐惧的眼神，他都记得，他会特别讲到那个恐惧的眼神。这表示他至少是说，他的不安是跟着他一辈子的。

柴静：
记录下这样的故事，您这个用意是什么？

龙应台：
因为当你看到对方的伤跟痛，你会下不了刀。在2025年、2026、2027，大家都说是最危险的时刻，我觉得是两岸的人都最需要的一种能力。

解说：
柯景星在战俘营曾经帮助过一位国军夫人和新生的婴儿，对方的后人在看到龙应台书中记载时，曾经特意从美国飞到台湾向柯景星致谢。

解说：
这是《大江大海》的缩影：被强行划为敌我的人，往往有同样的源头。就像龙应台采访国共士兵时，他们争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究竟是谁的军歌。实际上这首歌的旋律可能源自于19世纪的普鲁士军歌，只不过被不同的阵营填上了不同的词。

龙应台：
他们唱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那首歌叫什么什么三大纪律什么八大什么的，对，我第一次听到那首歌。

柴静：
对？

柴静：
那是我学的第一首歌，我爸教的。

龙应台：
哈哈哈哈。所以你就说残酷的时代，它制造荒谬而残酷的笑话。

柴静：
那你的童年怎么样呢？

龙应台：
哎，那一代，我觉得那一代的华人父母都是要背的，都要他们孩子背书的啊。你倒是让我好奇了，大陆的父母亲，上一代人他们不（让你们）背《古文观止》的啊？
因为除四旧了，就破四旧了，是不是？

柴：
我小时候我妈看的书都是胡风的批判文件啊，她不让我背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幸福了。哈哈哈哈。

龙应台：
是。但老实说啊，尤其是《陈情表》，我要到写《大江大海》之后，你看那多少年后了，我才突然发现，哇，那我父亲在读《陈情表》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解说：
龙应台从小背的《古文观止》是从中原而去。她书中写到，1948年的冬天，当河南的豫衡联中5,000名流亡学生南下逃亡的时候，唯一的一本书，是一位来自河南的女孩随身带着的《古文观止》。全校的学生分页抄写，每个人背下30篇，这是校长的要求。某一夜失火的时候，校长赤着脚从草房里跑出，怀中只抱了一样东西，就是这本书。5年之后，这个学校只剩208人抵达台湾，但书还在。60年后，应校长之请，这本书完整无缺返回故土。龙应台回到父亲童年小学校的时候，老师把《陈情表》抄在黑板上，教孩子们诵读。

（孩子们读）
“臣以险衅，夙遭闵凶……”

解说：
这段《陈情表》的开头，是西晋的李密为了陪伴相依为命的祖母，恳请皇权允许他远离政治。两千年来，它诉说的是不变的人性。

龙应台：
我唯一的有纸的护照是中华民国护照。但是我真正的护照是中国文字。文字是我的护照。我的祖国就是我的文字啊。所以我对于中国大陆，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我对于这一块土地，我仍旧抱持着最善意的期待，希望它会改变的。

5 父亲的敌人——”政治是短的，历史是长的“

我曾经问龙应台，作为国军的女儿，采访父亲敌人时有没有挣扎。她回信说：我的敌我意识向来不强。在纪录片中，我看到她与一位共产党的后代思想的交锋。

视频：龙应台与王晓波争论大国崛起

柴静：当时为什么你不再跟他谈下去了，而且你会去拥抱他？龙应台：
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解，那就是完全是相对的。那是不是政治立场不一样的人，就不能够做朋友呢？我可以拥抱跟我政治信仰非常不一样的人，如果他是真诚的，如果他是温暖的，完全可以。我所说的《大江大海》的那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你暂停一下自己原来的情绪跟成见，你先暂停，然后去仔细地了解一下，你敌对的那个人，这一路是怎么走来的。

解说：
写《大江大海》的时候，龙应台写入了王晓波的故事。王晓波的母亲章丽曼，曾经在新华社工作，1950年在台湾作为匪谍，她被枪决。日后王晓波在台大哲学系任教，自己也成为整肃对象。被警总约谈的时候，侦讯员直截了当地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过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解说：
龙应台在书中写，王晓波是在带着她去看枪毙自己母亲的马场町时，笑着说了这段往事。在一个被戏谑为“偏执左派”的人身上，她看到了一个10岁男孩的痛苦。

柴静：
有人可能会问说，当你愿意看到敌对那一方的时候，他愿不愿意看见你？他能不能给予你相同的理解和同情？

龙应台：
你必须穷尽你所有的策略跟手段。你有没有试过呢？连想都不想吗？这种策略？然后你连辩论都不允许吗？连尝试都不尝试吗？那一个社会去学习如何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去，这件事情本身，是这个社会的长远的进步，它渗透进入国民的体质跟国民的意识里头，这件事情是一个进步。那所以你要看的是短的，或者是长程的。

解说：
2011年，我在央视工作的时候，报道了潜伏台湾的中共特工朱枫。这是央视第一次对这个群体做深度报道，而这个报道跟龙应台有直接的关系。当年的朱枫身份泄露之后，与多位政治犯一起被枪决。这些尘封的照片，由台湾学者徐宗懋发掘。他想在枪决政治犯的马场町公开展览，需要当时台北文化局的局长龙应台支持。

解说：
龙应台预见到这样做会被蓝绿两营攻击：国民党支持者会骂她挖墙脚，民进党支持者会说她宣传共产党，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罪责。但龙应台说：“办吧。”

龙应台：
当然任何人看那一批照片，恐怕都一辈子会忘不了。所以我当下就跟他（徐宗懋）要求说，这几张照片，就是吴石跟朱枫他们的照片，一定要有一张黑纱在被执行枪决者的照片上。那么在文字说明要讲，是为了对于死者的尊重。所以要看的人，才自己决定用手去把那个黑纱，把它打开来看啊。真是好悲伤的历史啊。

柴静：
你明知道会有政治风暴，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决定呢？

龙应台：
其实蛮简单的，就是政治是短的，历史是长的。那我当初之所以从一个在野的文人，踏入了官场，取得一种做决定做决策的权力，不就是为了要让短的政治多一点长的历史吧？或者说让权力多一点善的可能，是不是？

解说：
当年我在央视采访徐宗懋先生的时候，他说：“两个曾经敌对的党派，过去有这么深的仇怨，如果其中一个党能首先站出来说‘对不起’，那会对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在那期节目的最后，我引用了马场町展览中一位观众的留言：希望历史的悲剧永不重演，恐惧永远消失。

解说：
2014年，龙应台担任台湾文化部部长，作为当时内阁中唯一的非国民党员，她筹备人权博物馆，大规模整理史料，为台湾的白色恐怖史做记录。那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将大陆内战时期的恐惧和整肃带到岛内，使很多本省人和外省人都成为受害者。她同时开启了“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计划”，录制了3,000多名台湾人的生命故事。

龙应台：
我们从北到南做地毯式的口述历史，每一个人都找出来，每一个人都做翔实的记录。

解说：
有一些同僚会觉得：“这不就是挖国民党的疮疤吗？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这会让我们失去选票。”

柴静：
那你怎么考虑呢？

龙应台：
你说这种事情能够不做吗？我完全没有反差呀。我在批判国民党的时候，是因为它独裁，它垄断知识，它愚弄国民，会使得长到22岁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学生都没听过二二八。所以我的批判是对着那样的国民党。

柴静：他会觉得：你看，这个造成了另外一方攻击的一些材料，对不对？

龙应台：任何一个掌权者都是对着满面的墙，这一整墙都是历史的抽屉，他都是挑着其中几个抽屉拿来用啊，任何一个掌权者都是这么做的呀。那所以如果不是有足够数量的、有高度自觉的公民的话，过不了这一关。

解说：
2006年，龙应台几乎同时批评了两岸的领导人。她批评陈水扁的政治操作背离民主精神，并请他交还给自己国家。同一年，因为中青报《冰点》被停刊，她给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写了公开信：《请用文明说服我》。她写——“锦涛先生，您允不允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分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

解说：
这封信在大陆知识界引起了共鸣，李锐、江平等人联署公开信，最后经胡锦涛批示，《冰点》得以有条件复刊。

2010龙应台北大演讲：
当我看一个国家的时候，文明的尺度我心里很清楚。我看这个国家，它怎么对待外来的移民；我看这个国家，它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民族；我看这个国家，我看它如何去对待它境内的不同政见的异议分子，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掌声）我看这国家人民，我看它内部的多数如何去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13亿人如何对待2,300万人。（掌声）

解说：
大陆媒体人卢跃刚曾经写过：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后代，我向一个国民党的后代脱帽致敬。因为大陆这一侧还有太多的历史没有来得及书写。就像痖弦留在大陆的父亲，因为曾经当过民国时期的副乡长，和30万人一起被送往青海，在那里因为匮乏食物跟医药而死。

大陆的学者有记录的责任。所以高华在病榻上写：“60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两年之后，高华去世，书写历史成了一段未竟的心事。

6 ”不被任何一个政党所认同，本来就是我自取的“

龙应台：
大陆应该要有百倍于一本《大江大海1949》、百倍的故事要写的，但是有各种限制吧，其实没有出现。

柴静：
您觉得这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2009年之后，没有能够持续，没有能够完成这样讨论，与今天这个局面之间？

龙应台：
当然是。你想想看，这一场战争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啊。我们做小孩的时候，是害怕说那个大陆的水鬼啊，会嘴里衔着刺刀，然后就摸上岸来，然后我们就被杀了。我们对海岸的观念是这样的，对于沙滩呢……所以这个内战到现在都没有解除。然后两边都是。就是说前面的50年，冷战期间都在加强跟宣传彼此的仇恨，到后来稍有缓解一段时候，现在又来了。现在的感觉就有点一觉醒来：哎，怎么又是50年代了？奇怪，非常奇怪啊。“匪谍就在你身边。”

柴静：
不好意思龙老师，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人把你也叫“匪谍”。

龙应台：
哈哈哈哈哈，是，哈哈哈哈。那不是要我“滚回中国去”吗？

解说：2025年，龙应台受《纽约时报》邀请，撰文批评台湾当局将中国列为“境外敌对势力”，计划恢复军事审判制度。她认为这样是在岛内制造恐惧，引发对抗——“不首先确保和平，就不会有民主”。

柴静：
有一些你的批评者说：龙应台，你当年写《野火集》的勇气去哪了？

龙应台：
我现在这更需要勇气，你知道吗？那比《野火集》还需要更大的勇气。

柴静：
1986年你做关于《野火集》的最后一个演讲的时候，你曾经说你站在那个台上，深深的恐惧，对吧？你今天有吗？

龙应台：
对，有。我现在的恐惧是为台湾社会的未来恐惧。这恐惧有几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在中美这样的恶性角力之下，台湾其实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自主余地？它就是一盘棋上面的棋子，那就是一个历史的宿命了。第二层的恐惧是在台湾民安乐利而且自由开放的社会，是不是因为有战争的威胁而先自行戒严？（这是）我的恐惧。

解说：
文章刊出后，一些网民称她为“匪谍”，要求她“滚回中国”。而大陆一方，某些媒体称她为“两面人”“软性台独”。早在2019年，因为评论香港问题，龙应台的所有作品在大陆被禁，家长被要求监管，学生不得在家中阅读她的书。

柴静：
你会觉得尴尬吗？一方面你的书在大陆都被禁了，另一方面称你为“中共同路人”……

龙应台：
哈哈哈，对，就是大陆啊，官方认为我是叫什么“文化台独”，然后台湾的官方说我是统派的。这可能代表我是对的吧。

柴静：
你现在想想看，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这三个党派，我估计没有什么太多人喜欢你。

龙应台：
哈哈哈哈哈，你好狠哦。对，对不起。是的。我只能说不被任何一个政党所认同，本来就是我自取的。

解说：
龙应台说，她15岁那年跟朋友打乒乓球的时候，有一位当地的警察局长路过。龙应台父亲下令他们几个孩子集体举手行礼。她在那一刻立下了一个终生的志向。

龙应台视频：从那时我决心这一生不向任何人举手敬礼。

解说：
上个月，龙应台独立运营的文化基金会主办了“2025台北国际和平论坛”，邀请了7位国际和平行动者与各界对话。她的理念是：不能只做兵推，也要和平推。

龙应台：
你即使做兵推跟备战，其实都是为了不打仗，那所以你最终的目标是和平。你为什么只谈武器呢？你其他有一千一百种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呢？比如说，好，政府对政府，你总是有比较刚硬的吧，敌对的吧。那你是不是应该至少可以讨论跟辩论：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中国大陆的人民对我们多一点了解呢？人民不等于政府啊。

柴静：
因为很多人会把您说的策略理解为软弱。

龙应台：
我们讲和平的时候不是说啊，要去跟北京去签和平协议了。（而是）为了免战跟避战，不要走到战争的悬崖—-那就叫做和平吧。你的路径有哪些？我们说的是这个—-你的路径。也就是说，如果说战争的悬崖，你就会掉下去、整个毁灭了的悬崖距离我们现在有300米，和平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什么努力可以做，把那个距离悬崖的300米变成400米？有什么办法、做了什么动作，可以把400米变成500米？这个是和平的意思。

柴静：
有人可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很被动的状态，说“那就是能拖一天是一天”？

龙应台：应该是说，我会把那个“拖”这个字叫做“能够努力一天是一天”。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谈和平都天真”。我一点都不天真，我知道什么叫焦土，我连焦土第二天我都想过。只不过在那个之前，你就是要尽你所有的努力，不要走到那里。

解说：
上个月，龙应台发表《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谈和平》。她写道：战争的代价远超过和平，和平最大的责任在强国。而且和平不是慈善、不是让利，是强国对自己最有利的投资。历史会尊敬而记住的，不是发动战争的人，而是终结战争的人。

7 每个年轻人如果能独立思考，在局势晦暗不明时，能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不太一样？

解说：
直至今日，我在龙应台的脸书之下，还看到读者带着迷惑在问：您能不能说一句，您究竟是统还是独？

解说：
二十年前，龙应台被问过同样的问题。她在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中写道：“我曾经写《野火集》和国民党的那个家国对抗。李登辉当政的时候，我曾经为文批判他的虚伪和狭隘，而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我执笔彻底抵抗。那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哪边就是我的家国。所以我是统还是独呢？”

龙应台：
你记得2006年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其实说的最核心也就是这个。谈“文明的力量”就是，两岸你不要再说什么“血浓于水”那种东西了，你重要的是，两边的价值观能不能走到一起。

柴静：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情感，有人文的色彩，但它真的有用吗？就假设说回到1946，如果龙应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跟两党讲战争，会面临什么？它有用吗？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龙应台：
但是两岸你要希望你求取教训。你先看《大江大海1949》那本书所写到的，人间之至为残酷。这个世界有战争是没有人赢的。战争的残酷还不仅止于是在炮火横飞的当下，还在于它后来之后，成为灰烬之后，埋在灰烬下面的看不见的痛跟伤，会很久。

解说：
10月，她将《大江大海1949》再版，与两岸读者交流。

解说：
龙应台在书中写下：每个年轻人如果能独立思考，在局势晦暗不明时，能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不太一样？

龙应台：
对于战争这件事情，我觉得跟每一个人都有关，而且它是跟每一个个人的抉择都有关。它不是只是一个国家机器的问题。

柴静：但是个人能做什么呢？

龙应台：那真是需要非常高、非常大的个人自觉。但是我不觉得那个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你也许没有权力去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可以在某个程度，你或许可以决定你不做什么事情。不做什么事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比如说，在《野火集》里头讲的是，爱国主义是个你要怀疑的东西，民族主义是一个你要高度自省的东西。教育系统所给予你的什么荣誉啦、团体啦、什么责任啦，那些你都要重新、全部重新反省一遍，是否值得？是否真的？过了40年，要从头说——

柴静：那怎么办？春风吹又生。

龙应台：我有一点接受：人类的历史啊，它就是一个曲折。你就必须经过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突破，不断地解放，你才可能接近你要的那个自由。可是你永远不是说，你挣扎了之后就得到了自由，那不存在。

柴静：
没有终点？

龙应台：
没有终点，真的没有终点，还真的没有终点。哇这个世界真是让我知道了。

解说：
这个采访结束之后，龙应台曾经回大陆，到湖南去看望年迈的大哥。她发给我一些家乡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是所有的故乡亲友围坐一起；还有另一张照片，是她返回台东之后和好友、家人的聚会。这两张照片上的笑容是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

龙应台2010北大演讲：
我对于中国的那种希望是真诚的。那这个真诚的希望，也使得我今天到这里来。要说我对中国，你要说是一种军事的大国崛起，崛起我毫无梦想。但是对一个以文明力量而崛起的中国，我充满希望。文明的中国，我就会希望，它因为非常的自信，所以它非常的开阔；那因为它开阔，所以它懂得包容；那因为它懂得包容，所以它的力量就因此更长远。当它柔韧跟长远的时候，不要说是两岸的前途不一样，我觉得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更有贡献

。

看到留言区对高华的怀念，她颇为惊讶：“高华还一直在人们记忆中？”

“是，”我说，“大陆年轻人中永远有一批读书人。”

高华一向温文自持，极少流露情绪。唯独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时，反应强烈。他写道：“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最后一段，我的眼睛盈满泪水。”

他说的“最后一段”，是指龙应台写的：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高华在上海的病床上写下这篇万字札记时，他年迈的父亲在南京脑科医院出现幻觉，喊出压抑了一生的恐惧：“不好了，要开批斗大会了，要把我拖下去批斗，要枪毙我……”

高华父亲曾是南京国民党情报机构中的红色特工。1966年，他在政治运动中离家出逃，那年高华十二岁。二十五年后，当他动笔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你应该写——摆脱内心的恐惧，摆脱各种禁忌。”

这是为什么年轻人中永远会有一批读书人。文字对他们不是消遣，而是性命攸关之事：它使人直视恐惧-----某种程度上就在同时，与它告别。这种力量通过字里行间传递，打破禁忌造成的孤立。

高华 六十年来家园 万千心事谁诉 （全文）

2010年12月25日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 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 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 “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 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 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 “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 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 “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 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 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